文/周建邦

　　在外地上学、工作20多年，春节回山东老家过年已成习惯。虽说火车速度越来越快，但一年一回的故乡小村已让人渐觉陌生，春去春回中，家乡在时代变迁中让人深思。（2月21日 新华网）

　　“乡愁”逐渐成为一个热词，陌生的乡村让人感慨，其实在乡愁的背后，是人们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精神焦虑。从乡土中国走向漂泊中国，我们的灵魂何处安顿，确实会让人心有所动，甚至会让人感到焦虑不安。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的传统节日，在春节的诸多传统习俗中，阖家团圆，走亲访友，是最能体现春节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在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游子，每年春节都要想方设法赶回家中过春节，人们为了赶回家过春节不辞劳苦不畏艰辛，春运中蔚为壮观的人员流动大潮，可以说最为生动也最为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式乡愁的强大力量。然而，我们如果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生活观念不断变化，现在的年轻人，对家乡观念的情感确实正在逐步消减，乡土中国已呈现出渐行渐远之势。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家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建构，其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是农耕文明，而且是农民耕作于小块土地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依附于土地，土地是无法移动的，所以传统中国的农民，不能像西方商工文明中的工商业者那样，能够游走四方。人依附于土地，就造成社会形态的固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为依附土地，而对家乡有强烈的归依感，故土难离，是其普遍的心态。离开故乡是一件很悲惨的事，背井离乡让人伤感，流离失所让人无法谋生。由于人们不能够也不愿意离开家乡，所以在传统社会，中国人绝大部分一生不离开家乡，乃至子子孙孙也不离开家乡，“乡土中国”是传统社会最为明显的特色。

　　在“乡土中国”，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其交往对象，就是家族与乡邻，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形成非常明显的“熟人社会”。如果一个人胡作非为，就会被众人所鄙视，被大家所排斥，给他今后的生活乃至生存，带来极大的麻烦。即使他不为自己考虑，也应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因为自己作恶多端而祸及子孙。这种考量，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力量来源，民众会自觉约束自己，尽量使自己的言行举止，获得大家的认可，至少不能被大家所排斥。一个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乡间人家办酒宴，只要人家开口请你帮忙，即使自己很忙，也要放下手头的活计去帮忙，即使心里很不愿意，没有哪个人会推辞不去。以前，有些人生活窘迫，手里实在没钱，就是借钱也要“做人情”，拿红包去喝酒，所谓“人情大如天，人情不奈何”。没有人逼你去，但你不能不去。

　　小农经济社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男耕女织，是最基本的生产形式和生存方式。在一个家庭内部，因为男耕女织，吃饭穿衣问题解决了，也就满足了生活必须的温饱问题。长期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支持了人们“无求”的思想道德，“人至无求品自高”，就成了人们为人处世的信条，“求人不如求己”也成为人们的处世智慧。中国人强烈的群体意识，让人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甚至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他人而活着。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加之“无求”的道德信条，使中国文化传统中，“谦抑”成为中国人处世最为重要的基点。待人谦和，抑制自己的逐利事功意愿。“温、良、恭、俭、让”，是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原则。“谦抑”的为人之道，确实使人与人之间少了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但是，对“谦抑”品格的重视，过分强调“温良恭俭让”，自然会抑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西方文明中的个人英雄主义相比，中国人强调“中庸之道”，就是再合理不过的事。由于主张“中庸之道”，所以的人生智慧是“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凡事不要追求圆满，见好就收，差不多就行了。则一旦圆满了，接下来肯定要出问题，所以千万不能达到圆满的地步。即使贵为皇帝，也只是九五至尊，九五而已，不能到顶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能追求极至，也无需达到完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从乡土中国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走向现代城市化工商文明生存环境，这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但由此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也正在渐次展现开来。从乡土中国走向城市文明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方向，这一趋势既是正确的，也是不可阻挡的，沉湎于“乡愁”，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并无益处。当然，如何在转型中重新建构社会道德秩序，以至于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也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来源:齐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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