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

　　超配干部4万余名，这一数字还是用“副处级以上”标准筛选后得到的，倘若算上更低级别的超配干部，情形更为严重：2013年起开始的四轮中央巡视发现，19个省区市存在超配干部问题，仅辽宁一地的超配干部就达26272人，可见“滥发官帽子”在不少地区已是司空见惯。

　　中央、地方屡次针对超配干部进行整治，关于防止超配干部的规章制度也并非空白，如2007年开始实施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规定，确定领导职数要依据“三定方案”，即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2009年中组部、中央编办下发了《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减副”。然而整治却未能“药到病除”，有些地方反而陷入“越减越肥”的怪圈，原因在于这些规定未能“落地生根”，清理冗员存在着执行不严、处罚不力的局面。同时，国家层面对领导干部职数配备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官员升降的渠道也不够完善，成了“能上不能下”的单行道。于是有些地方便借着配备秘书、单位重组、新设机构等“契机”，把官位当作普惠福利随便发放，造成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浪费财政等种种弊病。

　　因此，整治之后及时跟进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篱笆，尤为必要。

　　首先要进行顶层设计，把一些规定模糊的编制数量加以明确，作为配备领导干部的法律依据，并进一步发挥人大的作用，让官员任免更能体现民意，而非上下级之间的私相授受，完善事后追责，对违反规定提拔干部的情形严肃追究。其次，要畅通官员的升降渠道，让官员仕途从“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变为“可上可下、可进可出”，让竞争上岗、末位淘汰等成为官员考核的常态，并拓宽官员的职业发展渠道。此外，已提上日程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也有助于打破公务员升迁的天花板，防止官员打破脑袋扎堆于有限的领导岗位，而把重心放到提升工作业绩和专业技术职称上。

　　超配干部过多，其配置的权力也容易过量，因此裁汰冗员，让每一位干部人尽其才，既是精简机构、节约财政的必要，更是实现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若要根治超配干部乱象，防止反弹，那么重点整治之后，建章立制也应及时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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