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非法证据排除”需要一本操作手册

　　■ 社论

　　如今，法院要全面禁止诱供、疲劳审讯取得的证据，公安机关该怎么办？最高法的新规能否发挥“鲇鱼效应”，激活整个司法系统，由办案“口供导向”转向“客观证据导向”？

　　目前，最高法正在制定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解释文件，该解释有望在本月内出台。文件初稿中拟定：疲劳审讯、诱供、指供、威胁被告人、威胁证人等变相刑讯逼供等行为将被视为非法证据，法院应予以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并不是司法的一个细节问题，而是直接关涉公民个人清白、司法体制的公正高效，甚至能通过排除非法证据、改变过去“口供为王”的案件侦办模式，彻底改造中国司法机制。

　　虽然，我国法律一直明文禁止刑讯逼供、威胁、利诱等违法取证，在近年轰动一时的赵作海、浙江叔侄等冤案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各种刑讯逼供、变相刑讯（比如疲劳审讯），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些案件中客观证据薄弱，定罪的主要依据还是口供，以及证人的间接证言。

　　所以，强化非法证据的排除机制，成为近年司法改革的重要抓手。比如，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公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取得的证人证言，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012年新版《刑事诉讼法》立法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2013年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切中司法时弊地强调：“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属非法证据。

　　如果说之前关于非法证据的立法、司法文件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的大原则，那么，这次最高法的新规应成为一本具体的“操作手册”，分门别类做出具体厘定，哪些“过界行为”必须作为非法证据。但个中难度并不小。

　　首先，在过去“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物证”的刑事政策下，必然形成以有罪供述为主体的证据机制。一些公安机关严重依赖口供，“没口供不会办案”，缺乏固定周边证据、形成严密的证据链的能力和意识。甚至公安机关内部讨论的议题还是：“讯问策略与诱供的边界”问题。

　　如今，法院要全面禁止诱供、疲劳审讯取得的证据，公安机关该怎么办？最高法的新规能否发挥“鲇鱼效应”，激活整个司法系统，由办案“口供导向”转向“客观证据导向”？

　　其二，非法证据的标准，还得注意平衡现实国情与当事人的权利。连续多少小时的审讯才能叫疲劳审讯？标准设置太长，则无意义；标准太短，就可能不利于打击犯罪。

　　其三，还是执行问题，今后各级法院敢不敢拿着最高法的这套非法证据标准去“硬碰硬”？该排除的就排除，该无罪的就无罪？比如，2011年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曾援引前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定章国锡受贿案中存在疲劳审讯等违法问题，对部分罪证予以排除，使得被告人得以免除刑事处罚，此案一度被称为“中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引得司法界一片叫好声。但在检察院抗诉之后，二审又改判章国锡2年实刑。“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虎头蛇尾了。

　　那么，这次最高法制定的新标准，会否再次遭遇“高标准，低执行”的尴尬？建设法治中国，“非法证据排除”是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不容以任何借口延宕。制定出一本切实可行的操作手册，的确需要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