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遭遇强化舆论痛感

　　何小手

　　何小手

　　最近有记者先后成为社会事件的主角。因为最早报道“校长开房”事件，南岛早报记者杨琼文在压力之下被迫辞职，杨的微博回顾那次报道，提到“中国人的良知”、“职业道德”等因素。不少网民声援这位记者。

　　记者的职业背景注定会强化事件的影响，加重舆论的痛感。对于杨琼文而言，他的遭遇呈现了这个行业的特殊悖论：如果记者要在这个行业立足，就必须展现出足够的业务能力，但若表现卓越，成为出头鸟，又可能影响个人的职业前景。这是一个让人无奈的现象，愤懑者难免要进一步拷问：如果因为对事实的报道而被辞退，那么当下的中国媒体到底需要怎样的记者？在对此次事件的讨论中，批评看似指向记者所在单位，实则针对主导记者命运的力量。

　　杨琼文这样的遭遇并非个案，因为报道而被打压，乃至受到威胁，在媒体业界早已不是新闻，这反映的是这个行业特殊的悲情。在许多事件中，于情于理错误都不在记者一边，舆论往往也一边倒地支持记者。而近年来，另外一种突出的现象是，记者卷入公共事件，成为新闻的主角，甚至化身他们笔下的弱者，展开抗争。

　　这样一种现象往往会产生争议，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不幸，在抽象的命运面前，大家是公平的。对此，也有人表示，不能因为当事人记者的特殊身份而报以关怀，关怀只能依据这样的视角，即因为对方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弱者，而不是一个被赋予太多正义想象的记者。这样的理性注定是孤独的，抽离新闻人物的身份背景，单纯去讨论一个事件，这常是法律人的视角，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理性不合时宜。

　　新闻记者在当下的角色扮演颇为特殊，揭发真相，引领监督，推动社会开放和进步，他们是弱者的希望。文艺青年，女汉子，他们当中不乏热情，富有正义感，秉性淳朴、善良的年轻人；加上掌握了话语权，有着非同一般的舆论动员能力，因此，大凡新闻记者职业之外的不公或者不幸的遭遇，所受到的解读往往都会超越事件本身。

　　记者成为新闻当事人，出于公共利益爆料，或者为争取个人利益成为抗争者，他们的遭遇经常成为舆论焦点。作为舆论监督的操作者和推动人，不幸落在这一群体上，无疑是另类的“底线突破”。旁观者倾向于相信，如果是出于公共利益，记者所为值得鼓励，如果是为个人诉求，那么，他们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才是正当合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舆论的痛感更为强烈，也更加引人关注。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