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媒体逼出实情并非“瞎转悠”

儿坑爹或爹坑儿？

一个叫李天一的小青年犯了事，媒体上他叫“李双江之子”。

有人以为不妥，李天一就是李天一，不必把李双江推到前台。其实，李天一以“李双江之子”而名之，没有什么问题，主要不是因为他确为李双江之子，而是因为他未满18岁，仍在监护期。成年人有法律上之独立人格，未成年人没有，粘连父母，自然而然。

又有人以为既是未成年人，则宜保护，犯了事，媒体上不宜细载其行迹、历数其过错，照片应打马赛克，名字也该隐去。这又是似是而非。

李天一非一般的未成年人，鲜花铺地，舞台华美，明星之路，已经筑就。其优秀事迹和公开影像，广布于媒体，车载斗量，既不隐埋姓名，也未遮盖脸面。既然如此，其每次犯事，媒体刊布资料，可谓顺手拈来；发掘其不良行迹，更可谓报道得客观平衡。任何人欲享明星之名，必受明星之累，欲得成名之利，必受媒体审视，未成年人也不例外。

以李天一此次犯案为例，多人参与轮奸，媒体只集中于李天一，而很少旁顾他人，就在于其他人没被发现有著名的父亲，自己也不著名。平时高调铺名誉之路，犯事就要承担名誉之累，一报还一报，福祸互倚，没什么不妥的。

李天一与李双江，是儿坑爹还是爹坑儿，引起热议。今日儿子犯案，老子声名受累，此为“儿坑爹”；过去老子对儿骄纵，忙于助其成名，乐于助其遂愿，此为“爹坑儿”。本来，好爹难保一定养出好儿，好儿未必一定有个好爹，但多数而言，人们还是将家庭作为极重要的环境，未成年人阶段尤其会从家庭看孩子，将孩子的行为归因于家庭。先因后果，爹先坑儿；因果互见，到头来儿子坑爹，双双收获教训，为家庭教训失败增添了例证。

这里的坑爹坑儿，不止于家庭，还包括这一个家庭或这一类家庭的社会特性。如果坑儿式教育只能作用于家庭环境，还可能因社会无效而约束。人人家中有一个“小皇帝”，但未必到了社会上还吃得开。李双江家的“小皇帝”，却可能处处都能享受“小皇帝”待遇，从而张狂起来。这是社会重要人物的特权。

消灭“不纯粹”会令传播生态枯竭

媒体对“李双江之子案件”的报道热情高昂，有追踪真相、满足知情的宗旨，也有发行份数、点击率、收视率的竞争，两者难以决然分离。中间夹杂一些消费名人或意指“红歌”符号的态度，没有什么奇怪的。媒体对李天一案件的报道，并未价值脱轨，总体上并非展现媒体暴力、语言暴力。

为什么不能纯粹一点呢，只求真相、规模适宜、不要消费名人、不要意在言外等等。有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能理解。我也觉得因为李天一而大曝李双江的全部情史有些过分呢，但终究也只能说因果皆有自，名人须谨慎而已。

社会很丰富，欲求纯粹难。把“不纯粹”消灭了，传播生态也就枯竭了。纯粹的媒体，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仅有一个媒体，或者虽有很多的媒体，却全由一个纯粹的大脑来指挥，执行中还不折不扣，简而言之，媒体由一个纯粹的全能人来办，那才纯粹了。这就像过去搞经济，设想一个可以自如控制全部经济过程的计划体制。

“媒体随传言瞎转悠”，这又是一个担心甚至指责。看起来确实如此，一会儿传李天一年龄造假，一会儿说李双江气病，一会儿传双方和解，一会儿说恐将轻纵，实际上均被证伪。我想，媒体怎样不为传言所动，当然有值得反省之处，但把报道的进程简单视为“瞎转悠”也未免困于“计划体制”。

社会有传言，媒体有回应，包括正视传言和推求实况，无违于新闻本职。有传言、无回应，大家都不理会，似乎也可以“其怪自败”，但这是不是对公众负责的做法？是否适合网络时代的传播需要？传言炽盛，而各方“不为所动”，酿成重大事件，例子很多。据说教训之一，是要第一时间正其视听。李天一案传言多多，无不指向特权销案，试问有哪个机构迅速以正视听了？

李天一案不足证劳教废除论

李天一案又引出劳教话题。李天一上次街头打人，这次涉嫌轮奸，中间有过劳教处理。劳教制度近年深受劣评，废止已成定数。李天一劳教期满犯案，有评论以此再证劳教非仅无益，反能使人破罐子破摔或习得违法犯罪新技术，实当废除。

劳教当废除，但若以李天一劳教放出又犯案作为劳教无益、劳教当废的理由，那么监狱都应该废除，坐牢放出后又犯案、坐牢期间学会了新的犯罪办法，都不少见。以劳教早应废除论，李天一被劳教可谓不当，但即使没有劳教制度，李天一当街暴打他人也该有依法处理。

劳教当废，在于非经审判剥夺自由，于法治不合；随意性大，常致人罚超其过，甚至无过被罚，但正因随意，它也可作为犯罪而减弱处罚的措施。劳教当废，例证绝多，湖南唐慧、重庆任建宇等就是，但李天一不是例证。

每一公众关注的事件，信息缺乏，使人在整体的社会经验下产生悬疑，这是一种现实。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应该反思社会总体局面和每一公共事件的信息回应机制。媒体正视传言，并去推求真相，并不能替代权威反省其“不发布”的失责，多少也逼出了一点实情，回应了社会关切，减轻了社会焦虑，不应该反被指为“瞎转悠”。

（作者是著名杂文家、武汉《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