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一名男子持刀杀人后自残，被送到医院救治。他的亲属称家庭贫困，交不起医疗费。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一位名叫白润岱的记者闻讯送去2000元钱，争取到了医院的及时救治。不料，白润岱的义举却被一些人怀疑为“作秀”。

　　无独有偶，前不久，也是在河南郑州，一名13岁女孩不幸落入黄河，电视台女记者曹爱文赶到现场报道。在现场无人懂得急救知识的情况下，出身于医生家庭的曹爱文放弃报道，对小女孩实施急救。有媒体随后发出异议，认为曹爱文是在“救人作秀”。

　　从相关报道中获知，那些怀疑记者曹爱文是在“作秀”的人认为，在女孩落水的现场，身为记者的曹爱文首先想到的应当是立即进行采访报道，而她竟然放弃报道动手救人，实在有悖于“常理”，所以难逃“作秀”之嫌。那些怀疑白润岱是在“作秀”的人认为，救助重伤嫌疑人应该是政府的事，而不是记者的事，白润岱“越位”做了本该由政府做的事，同样难逃“作秀”之嫌。这些“作秀”论者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曹爱文和白润岱是记者，同时更是普通的、正常的人，他们救助他人的行为，首先是出于普通的、正常的人的本能，而不是出于记者的职业本分。这种本能内在地决定了，在他人迫切需要救助的时候，曹爱文和白润岱会把救人看得比工作更重要。他们也许没能做好记者的本职工作，却履行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义责任，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不错，在我们的周围，每天都有一些人在煞有介事地表演、作秀，同时也有一些人在为各种表演、作秀进行策划、包装，自然也有不少人在兴趣昂然地充当着作秀节目的欣赏者和消费者。所以，人们有必要对形形色色的作秀保持足够的警惕。但是，如果把新闻记者救人、电台主持人感化逃犯、市长资助贫困大学生之类但凡比较罕见的善行和义举一概视为“作秀”，则显然是过于敏感而矫情了。在某些“作秀”论者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普遍追求效益和实惠的年代，一个人如果还在以实际行动践行助人为乐、大公无私、见义勇为、勤勉敬业、诚实守信等美德，那么，他一定是希望以此引起世人的注意，进而想要达到某种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特殊目的，由于他怀有“不可告人”之动机，他即便做得再多再好，即便他的行为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也不过是在“作秀”罢了，何足道哉？

　　一句无比轻巧的“作秀”，就这样把曹爱文、白润岱们的价值一笔勾销了。这种粗暴的、固执的偏见，不但伤害了人们对于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等美德的信任，而且还可能动摇人们对于美德的信心。如果任由“作秀”论泛滥下去，可以预计，我们社会上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既不相信曹爱文、白润岱的真实存在，而且在遇到他人需要救助的时候，自己因为担心被别人视为“作秀”也不愿意勇敢潇洒地做一回曹爱文、白润岱。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结果！

　　诚如俄国小说《白痴》的主人公梅思金公爵所言，“总得相信什么！总得相信谁！”我们总得相信社会上有助人为乐的人，有大公无私的人，有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总得相信曹爱文、白润岱们不是在“作秀”。否则，我们将很难避免那个可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