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者之间的互殴，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怪状。著名者如前段时间发生在山西侯马市的刑警打交警事件：仅因交警要求属于刑警队的一辆无牌面包车停车检查，刑警队便招来十几个人持枪翻墙进入交警大院，将4名交警打成1人重伤3人轻伤。而最新的事例，则是发生在深圳的城管打城管事件：7月31日下午，深圳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在龙华执法时，遭遇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数辆车卡死市城管执法车。据目击者反映，当时30多人下车开始殴打市城管执法队6名队员，并当街将他们的裤子扒下，还将他们扭送到当地派出所。

　　被当街扒下的裤子，恰是对法治社会莫大的羞辱。执法者之间的这种内讧行为，本身构成了法治社会的一件公权丑闻。我们这样说，显然并不是因为公权力者之间的强硬碰撞，权力本身的戾气才显得殊为可恶且可怖。而更是在于由此而引发的人们普遍的担心――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执法者间的互殴其实兼具一种溢出效应：一则显示的是权力的习惯性狂妄与膨胀，虽遇同为执法者的对象亦不可遏止；一则也提示人们，对待同为执法者的对象尚且如此，对待其他身份的公民又当如何？

　　无论如何，当执法者殴打执法者成为一种现象之时，如果仍没能产生一种对权力行使的内省机制，才真正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在我看来，山西的刑警打交警，深圳的城管打城管，恰恰有一种“来得正巧”的效果：一件是两个不同执法职能部门之间的碰撞，一件则是同一类执法职能部门之间的碰撞。之所以说“来得正巧”，则在于它提示权力自省的两个基本向度：一是一种权力如何对另一种权力保持足够的尊敬与遵从，二是同一权力的秩序与格局如何被合理地设计。在今天看来，此两者是这样的重要，已直接关涉到权力的合法所在。

　　就前者而言，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权力必须受节制、被监督、应依法的观念。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权力行使的格局中，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是不受限的，权力与权力之间，也必须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局面，这使得制衡成为可能，也使得社会能够保持一种均衡。当刑警违反了交通法规，理应接受交警的处理，当交警犯下了刑事案件，理应接受刑警调查。否则，权力的使用就很可能异化成为非法，其合理性就失去根基。

　　就后者而言，我们应当明白，权力的合理行使必然来自于权力结构的合理设计，职能与权属的混乱只能导致权力的滥用或越位。在深圳事件中，涉及到市城管部门与街道城管部门两个层级的权力机构，而事发之前，曾出现市城管人员在龙华街道办清查路边乱摆卖的情况。姑且不论，人们是否会猜想其背后是否有一些利益之争，但有一点是应当重视的，这就是这两个层级的城管部门在执法权限以及范围的划分上，是不是应有明晰的界定？当权力格局一旦得不到明晰划分，同时又关乎利益的时候，“大打出手”就会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结局。

　　不论是山西刑警打交警，还是深圳城管打城管，都关乎权力如何得到规范、合法行使的重要命题。在权力行使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斯坦福实验”，是由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克瑞格·汉内主持的。通过实验，他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人们在条件合适时就会做出非常可憎的行为。他说：“这是一个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不见得非得是邪恶的人才会做出恶劣、甚至是邪恶的事情来。”这正是制度或体制本身的分别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对于我们当下一些权力行使乱象的根本解答。

　　当然，不论是刑警打交警，还是城管打城管，充其量也仍是执法领域的一些特例，我们并不能因此抹杀更大面积权力依法行使的现状。但尽管如此，在构建法治社会的目标之下，我们仍希望通过这两件事进一步激发权力内省机制，以更好地实现“权为民所用”。（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Ａ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