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降不降”，是由教授说得算吗？

　　前几天还坚持自己不用道歉的徐滇庆，在做客和讯网时正式发布道歉信，一场僵持近一年的深圳房价赌局终有结果。一年前，北大教授徐滇庆与评论人牛刀打赌，预测深圳房价会涨，并声称如果房价降了就登整版文章向深圳市民“道歉”。随着这个赌局最后期限7月11日的日益临近，徐滇庆终于做出表态。然而，另一位当事人牛刀却直言：没到打赌的最后期限，一切尚无定论。(7月2日《北京商报》)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争论，按照“居有其所”是社会和谐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的论点，其实这就是一场百姓幸福度，社会和谐感的争论。而在这里，笔者一方面对徐牛二君发生争论想证明群众“幸福指数”的善意表示理解，另一方面，却对这种高估自身理性的争论表示不安：相比GDP这种客观指标，幸福、和谐、满意度等都是百姓本身主观性很强的指标，换句话说，幸福感考量的权利在于公众自身，而不由二君的赌局说了算。

　　在这场赌局中，最畸形的一点在于二君的论点不应是房价降不降，因为房价降10万元是降，降1元也是降，这样的争论对于百姓而言毫无意义。那么百姓关心的是什么？对于百姓而言，生活的城市不管如何宜业、宜学、宜商、宜游，它的终极指向应该是宜居。

　　群众真正关心的，不是徐牛二君拿出的条款数据以及打嘴仗的口水，而是房价降了多少？降下来后能不能稳定？ 让本身就畸高的房价还节节攀升的炒房团，如何从理论上、政策上以及舆论上对他们进行制约？面对某些地方政府，生怕本地房价涨得不够、涨得不快，因为房价背后隐藏着他们太多的利益等，政府部门究竟拿出了多少决心和智慧让房价真正得到遏制，真正实现普罗大众“居者有其屋”的愿望？

　　既然如此，就大可不必将公众的幸福感、和谐感这些主观感觉指数化，更何况，这些主观指数又岂是二君依靠官方统计框架中的数据就能表达出来的？例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年初联合发布的《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深圳、北京位居城市宜居品牌前两位。但到了2007年底，深圳群众的幸福指数仍然只有63%，房价是主要因素之一（凤凰网报道），而北京更是有九成群众认为“房价过高”（新京报报道）；换言之，如果房地产商们继续把房市当作牟利的终南捷径，房价即使降了一点，但降后的价格仍然毫无悬念地将大众沦为“负翁”、“房奴”，这样的生活质量对于百姓而言，仍然是悲伤，终日心力交瘁，还谈何宜居？

　　说到底，在这场畸形的赌局中，事事用数据体现证明，不如去尊重公众的幸福感与和谐感，既然房价争论源于民众，应该把这个“幸福指数”的考量留给公众自己去完成，建立一个以民众呼声为本的考核体系，让公众自己表达心声，因为只有公众自己才知道自己幸不幸福，这是外在的指数无从概括和描述的；况且，房价下降本身就是为了大家，既然如此，还是把论述的权利留给公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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