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精英”买“院士”与“周瑜打黄盖”

    开栏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球员富百万教练走马灯，中国足球成“三流”

　　背景：6月14日，天津水滴体育场，中国男足1∶2不敌伊拉克队，在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中被彻底淘汰。

    潇湘晨报发表十年砍柴的文章：我真为中国球迷的善忘或者是善良而惊叹，对于一次次伤了球迷情感的中国男足，怎么还抱有死马医成活马的希望呢？中国球迷的可怜或痴情就在于，哪怕只有千万分之一，他们也希望国足学习许三多，不放弃不抛弃，希望出现奇迹。而忘了这是一支不断重复历史的球队，哪能有什么奇迹。为此，著名的评论员黄健翔评论道：“中国的足球从来就不属于我们，甚至也不属于他们。”黄氏话中有话，实际上他想说明中国足球陷入历史怪圈中的体制性因素，然又不能说得过于明白，不过对中国足球以及国情稍有了解的人应当心领神会。几十年来，中国足球每次惨败后，总有一种流行论调，认为中国男足不值得关注，让其自生自灭吧。可每逢大赛，又不乏热情的球迷对国足寄予厚望，结果总是一片深情付流水。为什么中国球迷不长记性呢？球迷就像痴情于某位浪荡子的女孩一样，每次被欺骗后信誓旦旦忘掉那个人，可人家一旦稍示温情又将誓言丢掉爪哇国里去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国家男足只有一支，别国的足球踢得再好，毕竟不是自家的，父母看到别家的孩子再可爱，也只能欣赏，毕竟不如自己生养的亲。一部分人对国足彻底失望，总还有一部分年轻的球迷对其燃起希望，这大概是大国的优势。如果决定中国球市的体制不变，人们一定会在失望，希望，再失望中残酷地轮回。

    小蒋随想：如果说中国男足十几、二十年前止步于世界杯门外，中国球迷是惋惜“只差一两步”的话；近两届世界杯，中国男足连跻身亚洲区十强赛的资格都没有，已彻底沦为“亚洲三流”。有人说，亚洲人在体质方面不如欧、美、非洲等裔人，在竞技运动上“先天不足”。问题是，我们眼瞅着日本、韩国、乃至是西亚的一些小国的足球成绩不断提高；仰仗东道主之利，韩国还取得过世界杯第四名的好成绩。如今，中国球员与其他亚洲国家球员站在一起，身高只高不矮，身材只壮不瘦，为啥竞技成绩反而一茬不如一茬？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的男足职业联赛已搞了14年，砸进去的钞票海了去了，用足球教练金志扬的话说：球员自职业化开始就从穷光蛋变百万富翁了，为啥中国男足却成了国内体育界投入与关注最高、成绩最呈反比的“后进分子”？球员们一代一代地换，国内的、国外的教头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看上去能换的都换了，还有什么纹丝未动？我来挑明了吧，在改革此起彼伏的年代，非官非民的“足协”可曾有过哪怕是一丝的改变？放在别的行业领域，主管负责人早就该引咎辞职、回家洗洗睡了，可我们的足协大爷们，还不是稳稳当当地坐在钓鱼台！一次次伤心难过、又反复“上钩”的又是谁？

　　背景：一起以“院士评选”为名的诈骗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审。被告人虚设“中国管理科学院”非法吸收“院士”，借机收取高额“评审费”。包括著名国企高管和高校教授在内的50余人上当受骗，受骗金额达280余万元。

    广州日报发表李龙的文章：著名国企的高管，高校的领导和教授，这些应该都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是高素质群体，可是为何这些精英人士却在一个莫须有的头衔面前丧失了起码的警惕，从而自甘上当受骗？国企老总既不是科研人员，也没有时间搞学术研究，他们要“院士”的头衔又有何用？原因也许有三：其一，国企老总们贪欲太大，什么东西都想要，连本不属于自己领域的院士名衔也想揽入怀中；其二，有了院士身份的粉饰，好打肿脸充胖子，借机抬高身份，同时为以后的晋升积累资本；其三，他们知道这个所谓的院士根本就是一个假院士，但即便如此也愿意花钱消费，因为有时候很多东西能以假乱真。“钱不是自己的，买来的头衔却是自己的”。这实际上已与公款消费无异。花十几万买个“院士”头衔，类似的镀金时下似乎已成了某些群体的潜规则，学历和头衔在他们身上已经异化成为装饰门面的道具，而不再是一种学术荣誉。在这种越演越烈的学历崇拜面前，面对越来越多的“公款评审”、“公款学费”，法律却显得相当尴尬，明明是公款消费，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定罪。当我们连做学术的起码严肃性都丧失时，做人的严肃性也就会随之成为一个问题。

    小蒋随想：这事让我想到一个词――“周瑜打黄盖”。上述“精英”果真不知“院士”的授予机构与评审规则？甘愿掏10几万“买院士”头衔，恐怕并非是“上当受骗”的问题。如今打着清华、北大、以及其他“权威机构”的招牌，开展各类高价培训，最后发个精美“学历证”的事已数不胜数，授予“院士”不过是来个名号“升级”而已。这种“纯假学历”，在手段上没有任何高明之处，之所以有市场，有人愿打愿挨，一是由于某些人的镀金与面子思维，二是有权者不花自己的钱。“纯假学历”能狐假虎威、以假充真，更表明某些社会认同与评价倾向存在严重偏差，似乎沾了“名校”、“权威机构”的仙气，就是八九不离十的“一流人才”了。果真按这个思路，为各类“权威机构”看大门的老大爷，恐怕更有“成才”潜质。人家大可以说：“权威机构”特聘我“把关”，不向我“请示”，没我的“准入”，你们都歇菜！

暴雨下，城市硬件暴露“长短腿”

    背景：南方9省份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在一些受灾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内涝、下水道管涌等现象，加重了这次雨灾所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新京报社论认为：此次南方各地受灾严重，最主要原因是降雨量大，如深圳市“三防办”称，该市宝安区暴雨为50年一遇，因此造成排水设施功能不足。2004年7月，北京曾遭遇特大暴雨，导致城区70多个路段严重积水。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表示，“北京排水系统设计标准为5年一遇，而欧美为100年甚至300年一遇”。在法国巴黎，下水道排水能力强，而且便于人员维护。管理方不但沿用清淤船等传统设备，还采用一系列新技术定期清淤，并建立完善的实时监控体系。在日本，颁布了专门的《下水道法》，对下水道的各项技术指标和排水能力都有严格规定，建设和维护都须依法照章办理。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许多城市，有关部门对硬化路面占城市总面积的比率实行限制，并强制确保一定的街道绿化比例，以确保雨水的渗透率不致因大量硬化路面而降低。发达国家城市在大暴雨来临后能及时应对，其根本的保证，一是高标准的城市排水系统和雨灾应急处理设施，二是常态化、制度化、标准化的建设、管理和监督机制。我国许多大城市降水多且集中，暴雨灾害的发生频率更高、更常态，就更应用制度化、常态化的建设和管理应对。

    小蒋随想：相对于地上建筑的光鲜体面，城市地下管网属于“默默无闻”型建设。正因如此，某些城市管理者对地上建设的热情远远超过地下，这直接导致了21世纪的建筑匹配20世纪中叶的下水道，旱季倒还“相安无事”，可一遇瓢泼雨季，下水道排泄梗阻，一些大城市就变成“水漫金山”。说白了，这还是一个政绩思维与考核方式的问题。面对高楼大厦、宏伟立交桥，某些官员得意夸耀：这是咱在任期间的成绩！可面对城市内涝，难道就全归咎于“天灾不可挡”？有句话叫：驴粪蛋儿表面光。话糙理不糙，城市硬件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早晚要摔跤。一年哪怕只有一两场大暴雨，也会给某些城市带来数以亿计的损失。早点把这些钱用于地下管网与水利建设，排得顺畅，收集雨水，变害为宝，对于干旱地区，不是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