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谨防城管与民众形成“冤冤相报”
| 马龙生 |
2008年04月30日00:01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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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年会、城管执法经验交流会的300位城管局长,对最近南京发生的一起城管执法人员与居民严重冲突事件表示“震惊”,对粗暴执法予以了谴责。在相信有关方面会尽快对事件给出一个明确说法的同时,他们也向社会发出“文明执法”承诺,希望以实际行动重塑城管执法人员形象。(《新京报》4月27日)
而300位城管局长话声刚落,却传来南京这一起城管打人的当事者“拒绝道歉”的强硬表态。不难看出,南京这一起城管打人事件,不是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因为执法本身而发生的冲突,而是社会公众以嘲讽方式表达对城管执法的不满,导致城管人员情绪失控而引发的。突出反映了城管执法者在强大的负面形象压力之下,心理脆弱、情绪极端敏感甚至偏激。在我看来,这当然有城管人员自身素质的原因,但同时来自社会未必公正的评价,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00名城管局长的谴责、呼吁,只能从城管自身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坚持,而且也不是一服包治顽症的灵丹妙药——城管部门自身的“形象修补”,很难改变人们心目中城管与执法对象之间“强者”、“弱者”的思维定势,也无法改变人们普遍同情弱者的心理趋向。从这个意义上看,300位城管局长的上述表态,虽然很必要,但是作用有限。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当自己的种种努力无人理解和支持时,靠自律撑起来的文明,是很难持久的。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现在少数城市管理者,确实存在着将城市形象与“民生为本”对立起来的倾向,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即使政府舍得牺牲一些城市环境,向社会弱势群体让度一部分社会资源,也照样存在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比如允许在一条街道开办早市,就要有一定的开市、收市时限,就要有环保、治安等规范要求,而这些事,不可能都指望商贩自律来解决,总要有城管人员对其进行管理,而只要有人管,又会产生矛盾。自从城管队伍建立那一天起,就有人对其权力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笔者认为,如果将目前城管所担负的城市管理职能交给其它部门,类似的矛盾也不会自生自灭。因此,社会舆论如果总在“要不要取消城管”上兜圈子,却不在“怎么管”上展开批评和建言献策,无疑也是非理性态度。
我们不能否认,同情弱者是人们普遍的善良本性。但是强者与弱者,也要放在不同的角度与时空上来理解。人们同情那些辛苦劳作、又被城管追罚的商贩,但是如果这些商贩堵到自家门口来做生意,谁会愿意呢,是不是也巴不得城管来管理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弱者肯定不再是商贩,而是受到商贩骚扰的居民了。
“文明执法,不应仅是城管人员的文明,也应包括被执法者以及整个社会的文明。”我很赞同新闻报道中熊文钊教授的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核心意义在于,批评城管也好,同情执法对象也罢,都应该放在公共利益的高度来进行,而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微观层面。对此,公众应有清醒的认识,媒体也应负起引导责任。
而300位城管局长话声刚落,却传来南京这一起城管打人的当事者“拒绝道歉”的强硬表态。不难看出,南京这一起城管打人事件,不是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因为执法本身而发生的冲突,而是社会公众以嘲讽方式表达对城管执法的不满,导致城管人员情绪失控而引发的。突出反映了城管执法者在强大的负面形象压力之下,心理脆弱、情绪极端敏感甚至偏激。在我看来,这当然有城管人员自身素质的原因,但同时来自社会未必公正的评价,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00名城管局长的谴责、呼吁,只能从城管自身的角度寻求解决之道。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坚持,而且也不是一服包治顽症的灵丹妙药——城管部门自身的“形象修补”,很难改变人们心目中城管与执法对象之间“强者”、“弱者”的思维定势,也无法改变人们普遍同情弱者的心理趋向。从这个意义上看,300位城管局长的上述表态,虽然很必要,但是作用有限。因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当自己的种种努力无人理解和支持时,靠自律撑起来的文明,是很难持久的。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现在少数城市管理者,确实存在着将城市形象与“民生为本”对立起来的倾向,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即使政府舍得牺牲一些城市环境,向社会弱势群体让度一部分社会资源,也照样存在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比如允许在一条街道开办早市,就要有一定的开市、收市时限,就要有环保、治安等规范要求,而这些事,不可能都指望商贩自律来解决,总要有城管人员对其进行管理,而只要有人管,又会产生矛盾。自从城管队伍建立那一天起,就有人对其权力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笔者认为,如果将目前城管所担负的城市管理职能交给其它部门,类似的矛盾也不会自生自灭。因此,社会舆论如果总在“要不要取消城管”上兜圈子,却不在“怎么管”上展开批评和建言献策,无疑也是非理性态度。
我们不能否认,同情弱者是人们普遍的善良本性。但是强者与弱者,也要放在不同的角度与时空上来理解。人们同情那些辛苦劳作、又被城管追罚的商贩,但是如果这些商贩堵到自家门口来做生意,谁会愿意呢,是不是也巴不得城管来管理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弱者肯定不再是商贩,而是受到商贩骚扰的居民了。
“文明执法,不应仅是城管人员的文明,也应包括被执法者以及整个社会的文明。”我很赞同新闻报道中熊文钊教授的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核心意义在于,批评城管也好,同情执法对象也罢,都应该放在公共利益的高度来进行,而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微观层面。对此,公众应有清醒的认识,媒体也应负起引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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