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调整公务员薪酬何以引发争议

　　有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几千万元时是“吃饭财政”，当财政收入达几亿元时仍然是“吃饭财政”，许多百姓期待的事还是做不成。当“吃饭财政”大行其道，这是多大的悲哀？

　　这个春天，上海十余万公务员正经历着一场力度空前的收入调整“风暴”。从3月开始，他们面对着一份新的工资条。“大幅降薪”的传闻，已经在公务员圈内，持续数日而未绝。风暴肇始于一份名为《上海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的实施方案》的文件，由上海市纪委、组织部、监察委、财政局、人事局、审计局六部门联合颁布。(4月23日《南方周末》)

　　公务员工资，历来耐人寻味。无论是起还伏，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震动舆论的神经。日前，《中国青年报》刊文指出，酝酿了多时的新一轮公务员工资改革，已经铺开，此次工资改革的原则是“只做不说”。

　　公务员薪酬是高还是低，见仁见智，不同地区、不同机关当然会有差异。但毋庸置疑的是，公众之所以关心公务员薪酬，不单单是酸葡萄心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公务员数量惊人，换言之，机构庞杂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正巧，笔者日前在2008年第四期《炎黄春秋》杂志读到一篇雄文：《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建立民生财政的设想》。事实胜于雄辩，数字胜于赘言。文章很有说服力，通篇用数字说法。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根据所列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我们看到：

　　1、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只增长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了76倍。再不妨比较一下一些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德国(1998年)2.7%；埃及(1997年)3.1%；英国(1999年)4.2%；韩国(1997年)5.1%；泰国(2000年)5.2%；印度(2000年)6.3%；加拿大(2000年)7.1%；俄罗斯(2000年)7.6%；美国(2000年)9.9%；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们的公务支出确实太高，公务支出的增幅也高得惊人。该文章提供的数据绝非虚妄之谈。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天勇教授也有类似的研究：从世界许多国家来看，行政公务开支占预算的比例一般在2%—14%左右，但我国政府预算内行政公务开支2005年已经达到约19%的比例，2007年预算内比例虽然有所调整，但改观不大。其实，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比重之大、增幅之高，早已不是新闻，在前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表示：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任玉岭调研还发现，有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几千万元时是“吃饭财政”(够发工资和吃饭)，当财政收入达几亿元时仍然是“吃饭财政”，许多百姓期待的事还是做不成。

　　当“吃饭财政”(够发工资和吃饭)大行其道，这是多大的悲哀？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公务支出？原因再简单不过，一方面当然是公务员的工资支出，另一方面则是巨大的职务消费，比如三公消费(公款接待、公款旅游、公车私用等)，仅这几项每年开销就高达9000多亿元。

　　知名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曾谈到“淘汰良民定律”———“干部的工资由国家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显然，在财政收入大盘子固定的情况下，一旦公务员人浮于事，不仅占用大量公帑，还挤压民生财政，这样一来，必然损害公共利益。

　　回过头来审视上海调整公务员薪酬之举，应该说，果断遏制津贴补贴发放混乱的现象，大有必要。但是，在当前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居高不下的现实语境下，裁汰冗员，提高效率，遏止不合理的三公消费等，亦是当务之急。惟有如此，公众才会对调整公务员薪酬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保持心平气和，甚至示以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