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荒诞到极致的 “官场现形记”！

　　去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被判入狱。这些年，阜阳腐败窝案牵涉数百名官员，可是绝大多数买官的干部都还在原来的位子上，如行贿15次的何涛仍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

　　腐败窝案东窗事发后，“买的官帽子不但没掉，反倒被正式任命了”，这种荒诞到极致的 “官场现形记”让任何正常的大脑都无法转过弯来：这究竟是对腐败恶行的惩治，还是对买官卖官的鼓励？

　　确实，腐败窝案发生后，阜阳政府需要面对一个惩治难题：全部处理吧，牵扯面太广，伤筋动骨；不处理，民怨很大，干部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最终，阜阳政府在派人考察慕马案的处理情况之后，违背法治擅自做出了“免予追究”的决定，理由是“如果大换血，将导致一些部门瘫痪，要正确把握度，毕竟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要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 “法不责众”的腐败护身符再次发挥了超越法律和民怨的“保乌纱”奇效。

　　“法不责众”的腐败护身符背后，潜藏的其实是一种畸形的“官场稳定观”——— 官员乌纱帽的稳定重于一切，一旦需要处置的乌纱帽达到一定比例，那么就可能使政府工作陷入瘫痪，因而必须付出一切代价保护这些乌纱帽的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法律是不足遵行的，民意是不足畏惧的，人民利益是不足顾虑的。

　　稳定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民需要的绝不是那种超越法律之外的乌纱帽的超级稳定，因为乌纱帽的绝对稳定只会导致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腐败。那种认为“法”不能够“责众”，“法”一旦“责众”就会使政府工作陷入瘫痪的担忧，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方面，某地的腐败分子相对清白官员而言永远是少数，阜阳有2000多名副处级干部，牵涉腐败窝案的200多名处级干部也不过才占到十分之一；另一方面，只要我们始终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腐败就不会成“众”之势，相反，只要有一次“法不责众”，腐败之风就必然成“众”。

　　腐败窝案后的“官场稳定”，传递出来的是这样一种导向信号：不行贿，一点升迁的机会都没有；行贿，虽有风险，但影响不大，做个检查，给个处分，还能在原来的位子上继续干下去，甚至还有升迁的可能！在“行贿者无罪，买乌纱有效”的无奈现实“鞭策”下，阜阳官员谁敢不向领导行贿？而要有资金向领导行贿，谁又能不去贪污公款或者接受下级行贿？长此恶性循环下去，本已积重难返的阜阳官场又如何能够走出腐败阴影？

　　显而易见，腐败窝案后的“官场稳定”必然是不正常的，它必然以法治的不稳定和正义的不稳定作为代价，它只会将官场带入无休止的腐败循环之中，这无疑是对人民的犯罪。人民需要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稳定，而不是“最广大腐败官员的乌纱帽”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