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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时评之一

人民时评:今日留学,为明日不受留学之苦

吕绍刚

2009年09月01日00:51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110年前,一位26岁的年轻人,“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坐在太平洋的渡轮上,感慨万千: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

  这位年轻人叫梁启超。他的这番感慨,可以看成百年来中国留学潮的一个注脚。如今,回顾新中国60年来的留学潮,也必须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考察。

  换句话说,前赴后继、离乡背井、远涉重洋、不辞劳苦,最终都绕不过一个终极的追问:留学何为?

  政治家、革命家着眼于富国强兵,因此多偏重习理工农医,教育家、文学家着眼于文明再造,因此多偏重习社会科学。无论如何,最初的动机,均源于欧风美雨的强劲吹拂,老中华帝国大厦摇摇欲坠,有识之士纷纷站在世界发展的潮头,苦苦寻觅民族独立解放、富强昌盛的真理。

  尽管,我们可以历数留学潮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可贵财富,但却无法否认,这股潮流肇始,就包含着许多悲情的意蕴。

  这样的悲情,见于域外生活的艰辛备尝,见于中西文明的碰撞焦灼,见于游子与祖国的隔洋相望,见于各种诉说故国的“离散”(Diaspora,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散居在外的人)文学中。人们一般都习惯关注留学的科技人才,较少关注留学的人文知识分子。而后者的感悟,往往更集中地体现出留学的心灵史。

  一位叫赵毅衡的知名学者,曾写过一本小册子《西出洋关》,通过研究近现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海外心路历程,最后落得一个伤心的结论:西出洋关——无归程。在他看来,出西洋文化文学之关,或是出西洋的海关,都不是容易善后的事,往往一生悔之不及。

  一个乡土中国培养出来、有着强烈中国情结的学者,当跨出洋关之后,往往注定成了精神的流浪者,找不到故乡。一个漂泊者,不是客死异乡,就是回到故乡。而故乡、故国才是永恒的。这也是如今回国潮涌动的精神动力之一。

  在这样的一个悲情的叙述脉络下,我们必须再次追问:留学何为?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当年主动放弃了公费出国名额。他虽然主张“大留学政策”,但也主张“非留学”,反对一哄而上。在毛泽东看来,出国也好,留在国内也好,都是革命需要。他曾指出,“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有好些人只是一种‘迷’”。

  对此,胡适也是认同的,并作过一篇长文《非留学篇》,认为留学不过是“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如果“学生以得出洋留学为最高之目的”,则“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

  尽管如此,那几代人对留学之利都是充分肯定的。正如鲁迅所说,“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确,是一代又一代的留学人,往曾经老态龙钟的帝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中国人看得更远更广。

  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60年的日子里,更有现实意义。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交往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西洋景被逐渐戳穿,“出洋”之迷,也逐渐被破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让我们的留学生更有底气,纠缠百年的悲情逐渐消散。

  所有的一切,都反映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新建立。建立民族文化自信,而非盲目排外;追求中国学术的独立,而非孤立于世界之林。这比具体的科技发展,更具有深远的意义。百年留学潮的起伏与自信回归,正是从侧面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梁启超曾说:今日之留学,为的是未来不需留学。他期望有一天,中国的子孙们不需负笈万里,受飘零之苦。

  如何不再受留学之苦?关键是继续提升中国的综合实力,提升我们的教育质量与人才环境。如果,我们的护照在国际上越来越畅通无阻,如果我们的大学文凭在国际上越来越值钱,如果,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甘愿来中国当“留学生”,那么,出国留洋将不再是一个情结或话题。

  而这才是对伟大中国最好的祝福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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