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岐山、汪洋的“允许每一个人说错话”谈起

　　印象中，先后有两位重量级官员公开呼吁过“允许官员说错话”。

　　一个是前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他说：“政务公开需要大家有一个适应过程，过去我们习惯在事情已板上钉钉的情况下再公开。现在政务公开之后，有些事情公开时可能还不太成熟，有时难免出错。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京华时报》2004年2月19日）

　　另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最近也有一段名言：“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广州日报》 2008年1月17日）

　　允许官员说错话（乃至大话、空话、假话），本来不是个问题。在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系统里，有谁敢与官员抬杠？跟着后面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人往往都是成群结队！但是，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话语平台上，官员们一言一行，影响就大了去了，其后果往往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难以控制、不可预期，那些不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与他们没有利害关系的公众，可以对他们的言论（做法）给予直言不讳的赐教，乃至不留情面的抨击。

　　今年的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和言论，一经公开，便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张茵提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降低富人税负”的提案；例如，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罗金保称，“春运期间铁路一票难求的现象始终得不到缓解，根本原因在于铁路票价太低”。

　　这些议案、提案、言论的内容，不能说全是错话，只不过是他们的话语代表了他们所处的利益立场，所观察到的角度而已，但话音刚落，就遭到了连连抨击。中国网民已经突破2亿，越来越多的网友正以更趋多元化的兴趣和方式介入时政话题，代表委员的言论稍有“差池”，通过网上的迅速传播，就会迎来无数“砖头”，所以现在有人说，“英雄难过网民关”。

　　那些评论界人士曾经大声疾呼“允许别人说错话”，曾经为一些官员“允许说错话”的提议大声叫好，而一旦真的听到一些人的“错话”，他们就不再心平气和了，又是炮轰，又是拍砖，口诛笔伐，唾沫横飞，不再有允许别人说错话的雅量。两会期间，我注意到，用“脑残”（意为大脑残废突发奇想）这一网络流行语来评价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似乎已成为一些网友“时尚”的言说方式。

　　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允许官员说错话，自然更应该允许老百姓说错话，允许甲说错话，就应当同样允许批评、纠正他的乙、丙、丁……说错话，“允许”是指尊重发言者的表达权、监督权，不是不能批评它、不能指正它。

　　其实，有了允许说错话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能起到减少和纠正错话的作用。因为在网络时代，一言既出，往往会有炮轰连连、板砖块块，你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而有了这样的准备，你下次发言献计，可能就会多些理性的思考了（当然，有人也可能要选择沉默、回避）。就是在一次次激烈的争执、论辩之中，一次次反复的妥协、平衡之后，正确的判断、客观的认识开始浮出水面。

　　在一个言论自由、表达畅快的公共平台上，我们往往就是从“允许说错话”的前提出发，最后慢慢到达“不说错话”的彼岸，从必然王国渐渐进入自由王国。我理解，这也是一种“曲径通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