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中华文化标志城之争，焦点究竟是什么

　　法律篇：公共决策不能仅靠名人表态

　　中华文化标志城究竟要不要建本质上是一个公共决策问题。而由于公共决策是直接影响到公众利益甚至公共利益的决策，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必须遵循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序，保障决策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然而，由于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决策机制和相应的程序安排远非完善，诸如领导偏好、政绩做秀、地方利益冲动、甚至权力寻租等因素主导的非理性的重大项目决策，在我国可谓比比皆是。在许多个案中，决策者为了给这些非理性的决策穿上一件漂亮的外衣，往往求助于各种专家、权威、名人，而且是越有名越好，人数越多越好。似乎只要有了名人权威的表态，公共决策便自然可以获得民主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借助名人表态的方式，决策部门无非是想进一步增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优势，营造“话语霸权”。话语霸权一旦形成，质疑、讨论和理性对话的通道便不复存在。然而，这种对决策方案的名人表态，并没有为决策的科学性增加什么实质性内容。因为公共决策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而公共决策的目标、内容、后果等方面，无疑都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公众才理应成为任何一个公共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主体，而不应被挤压到决策过程的边缘，成为政策和方案被动的接受者。无数事实早已充分证明，有效公众参与的欠缺，不仅严重影响了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以及决策的正当性，也影响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因此，寻找公共决策中失落的公共性，恢复公众在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理应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不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个案讨论的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公众、专家和政府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制约、理性交流的程序机制，从而打破公共决策过程中权力和话语的垄断性结构，促进理性决策。（王锡锌）

　　权力篇：济宁市市长表示，中华文化标志城肯定要建

　　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张振川说这个文化标志城最早是济宁提出来的，已经七八年了，还有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张振川介绍，曲阜档案馆有10万件孔子文物，没有地方放。全世界已经有200所孔子学院了，“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孔子研究院，搞一个孔子博物馆？”张振川表示，孔子研究所的一二期已经建成，目前主要是加快建设孔子文化会展中心、孔子研究院三期等大型场馆建设，还要加紧启动连接曲阜与邹城的孔孟大道及中轴线上的大成桥和孔子博物院、孔子文化广场等工程建设。

　　———《新京报》
　　文化篇：保留原貌是对文化和历史遗址最好的保护

　　近两年来，各地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但这种风气蔓延开来，违背了维护文化传统的初衷。许多地方的政府斥巨资祭奠历史上的名人，从黄帝、炎帝、伏羲，到孔、孟、老子甚至孔明等等，以发扬文化传统的名义造出许多庙宇、塑像等假古董，甚至不惜拆迁众多民居，扩建杜甫故居这类原物在历史中早就消亡的遗址。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在这次“两会”上建议国家应规范各类祭祀活动，这很有必要。根据宪法所规定的我国国家的性质，那么何种历史人物，能以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名义祭祀或纪念，不能完全凭地方政府官员的感觉。举办何种文化纪念活动，兴建何种文化建筑能动用国库里的钱，也要有明确的规定，而不是由某位官位大笔一挥就拿钱办事。而对在文化的历史遗址的原处或附近兴建新的建筑项目，更得如履薄冰。尽可能保留原貌是对文化和历史遗址最好的保护，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能进行保护性维修。在曲阜这样重要的文化名城斥巨资大兴土木，应该提交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讨论，仅仅在当地的人大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位于当地的孔子故里，已经是全国人民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根本无权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遗址进行处置。孔子生前是一个非常俭朴的人，主张宁俭勿奢。他曾说过，“奢而不孙(逊)，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假若孔圣地下有知，听说有人要以他的名义花三百个亿建一个豪华的新城不知他将作何感想？

　　(李勇)

　　追寻文化让我们行走在路上

　　该不该建文化标志城看起来更像一场权力与文化的论战，可是在这场论战中我们很少听到中国文化名人的声音，相反倒有人拿文化名人来说事，一篇名为《中华文化标志城：让文化朝拜不再是苦旅》的文章说余秋雨先生为了写《文化苦旅》

　　很苦很累，风尘仆仆于黄沙古道之中，只为拾得文化碎片于一隅。有了中华文化标志城可好了，人们可以摇着羽扇，品着香茗，触摸秦砖汉瓦，感悟春秋华章。此文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文化苦旅》是伴着中国年轻一代人长大的，通过它人们可以管窥到中华浩博的文化一角。如果说文化朝拜可以不再是苦旅，是否就意味着文化已成了人们大餐后的甜点，只是为了去腻解腥之用呢？凡是读懂这本书的人都明白，作者是怀着对文化的虔敬上路的，在行走中寻找，在寻找中思考，行走是思想的一部分，而思想是行走的结果，由此才有苦旅，苦不是行走之苦，而是思想之苦，是一个孤独前行者在肉体的苦行中聆听、把握心灵的声音。正是在行走、寻找和思考中才有对中华文化的感悟、理解。羽扇下、香茗中找不到文化的感觉，更感知不到蕴孕中华文化的生命。所以触摸中国的文化还是让人们行走在路上吧。不要把一些虚假的，雕砌过、过滤过、被咀嚼过的所谓文化强加给人们，还是让人们在苦旅中发现文化的真义吧。

　　(烨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