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如何监督干部的“廉洁承诺”

　　近日，在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上海浦东新区新任区委书记徐麟代表区委常委会作出十项廉洁承诺。这十项承诺涉及政治纪律一项，涉及管住领导干部“笔、手、嘴、车”等有八项，还有一项涉及领导干部如何用人。

　　领导干部就廉洁从政向社会作出承诺，人们早习以为常。尤其是，每当新官上任、班子换届，此类承诺往往频频见诸报章。然而，别说社会舆论对此作何反应，即便如机关内部，此类承诺也很难引发热烈反响。

　　我们不否认，以往类似承诺，的确有许多领导干部做到了或部分做到了。但毋庸讳言，的确有不少领导干部依然“我行我素”。还有部分领导干部说归说，做归做。一般民众，包括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也许听多了也见多了，于是就出现了谁也没把这类承诺当真的、不正常的“正常现象”。

　　既然客观现状如是，对承诺这样的“旧闻”是否仍有评论的必要？我们以为，不但仍有必要，且还需结合当下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来议论。

　　首先，就廉洁从政这个老大难话题，有关领导能根据新出现的不廉洁情况、特点和表现形式，抓住其中社会舆论反映强烈的若干个不廉洁的突出问题作出自律性质的承诺，还是值得社会舆论予以肯定的。

　　问题是承诺只是姿态表白，践行承诺———实际执行效果才是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浦东新区主要领导表示，区委常委将严格按照十项承诺约束自己，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是的，监督确系衡量实际执行效果关键之一，难题在于监督的落实，由谁来实施监督？

　　现行体制下，对一级党委常委会成员的监督，主要依赖本级党委常委会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一级党委会主要领导和上一级党委的纪检委。对这类监督的实际效果，不予承认是不客观的，但又必须看到其局限性。依现代社会的监督理念和监督实践，对官员的监督本质上是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在不否认体制内监督———自我监督的前提下，一个已为各国权力监督实践所证明更有效的监督则系来自外部的监督，譬如，民众、社会组织、新闻舆论等等。然而，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可外部监督迄今远未完善。

　　其次，要实现廉洁从政，光凭领导干部自觉以及体制内监督远远不够，即使引入了外部监督也不够———单从经济学的角度说，首先有一个监督成本难以承受的问题。比各种监督更可行的办法是预防，也即通过深化改革，营造一个不让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市场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如果说监督更多体现为治标，预防则重在治本。我们不妨举例叙之：

　　譬如，承诺“不搞封官许愿”，这说明用人时确有封官许愿现象存在（不是指浦东新区），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倘若在选官环节作更有力度的制度创新，在制度（源头）环节就堵死封官许愿的口子，其实际效果一定比承诺要管用得多。

　　再譬如，承诺“不以低于市场价买商品房”，这说明某些领导干部存在以低于市场价买商品房的举动。不久前出事的浦东新区前副区长康某就是涉嫌“以房谋私”。

　　何以如此？说白了，是康手里有权，搞定了康，开发商就能吃小亏占大便宜。那么，进一步的思考是，我们与其说康手里的权力太大且缺少监督，不如直接挑明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是“政企、政市、政资、政事、政社”之间的关系远未厘清；是“审批经济”的体量依然太大。

　　行文至此，谁来监督和如何落实承诺的问题，并非没有破解之道。我们之所以评论浦东新区这十项廉洁承诺，一方面是这些沉甸甸的承诺本身值得肯定；同时更冀望，作为上海改革开放旗帜的浦东新区新一届区委常委会在破解“监督”和“落实”这两道现实难题时能有更大作为。果如是，往大处说，是为沪上其他区县带个好头，造福一方；往小处说，也是爱护干部及其家人之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