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三位出丑教授也是“受害者”？

　　复旦大学教授陆某、迟某、顾某和所带的个别博士生（后）及科研团队中的某些青年教师，因涉嫌学术剽窃和学术抄袭，在2007年岁末遭遇了人生的寒流。去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率先公开披露了复旦大学的“家丑”。此前10天，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贴出“2007年第一号”通报，向全校师生通报三起学术腐败事件的调查审议结论和处罚建议。

　　时下，教授涉嫌学术剽窃、学术抄袭包括学术造假，实在稀松平常，本不值得舆论小题大做。在我看来，以上三位教授受查处的社会价值，不在于他们名校教授的身份，无关乎对他们的处罚是孰轻孰重，也并非因为复旦敢于自揭“家丑”的勇气，而在于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在被“闲置”了几年之后，终于硬气了一回。

　　我不清楚国内千余所高校是否都建起了查处学术腐败的专门委员会，但我知道所有部属重点高校都已建起相应的机构，也有叫学术道德委员会的。我还知道，尽管国内高校学术腐败处于整体性蔓延状态，被曝光的个案层出不穷，但几乎最终都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进行处置。之所以每每演绎不了了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这类“专门委员会”几乎都像花瓶似的被供着，成为装点门面的一件摆设。

　　“硬气了一回”似乎也不值得小题大做，真正值得舆论肯定的是，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在查处三名教授的过程中，始终得到了校党委的撑腰。倘若缺乏这个前置条件，这个仅以教授为主搭建的“委员会”，是无论如何冲不破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的。

　　在复旦校园网上，有大量的跟帖为此叫好，也有不少师生为三位教授喊冤抱不平，理由无非是剽窃、抄袭、造假本乃公开的“潜规则”，偏偏这三位被当了一回替死鬼。

　　我对此事的基本看法是，三位教授并不冤，对照国外同类丑闻的处置，还算是温柔的。不过，放在制度层面深究，三位教授还真有点儿冤，冤就冤在三位教授也是“受害者”，亦属国内高校“变味变色”的学术生态之“牺牲品”。

　　学术生态也，唯求真、求实、凭真本事吃饭的校园人文环境和学术文化尔。国内高校现实的学术生态，是一种“准官本位”的学术生态，其根源在于国内高校半个多世纪以来行政化和衙门化的办学体制。

　　受此体制的长期熏陶和侵蚀，那些既做官又做学问的教授，由于其个人角色的反差太大，又掌握着比普通教授多得多的学术资源，很难再承受得起“十年板凳冷”的“学术煎熬”，论文、专著、科研成果挂名不必自找别人也会找上门来，由此带来的不劳而获之“名利双收”，很少有人能够“油盐不进”———抵挡得住各种诱惑。

　　长此而往，那些没官衔的普通教授，就算有甘坐“十年板凳冷”的，许多人也往往难以坚持下去。整个学术氛围是急功近利的，业绩评价是建立于论文、专著、成果等机械量化之上的，非但“冷板凳”少有人敢坐，连吃饭都会成为问题的。如是，普通教授们必须以更多的学术成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以此作为拼抢已被“官员教授”提前瓜分掉大半的学术课题和经费。如是，部分“非官教授”人性被扭曲受压抑，人固有的劣根性被“放大”，以至于也做出“假冒伪劣”之蠢事而斯文扫地。

　　自揭“家丑”，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无疑在国内高校中开了先河。但这也许仅仅具有个案价值。要想从治本层面铲除国内高校治学中普遍的“假冒伪劣”，非得先改革现有的高校管理体制不可。问题是，这项改革可不是一般的经济改革……

　　经济学有一个朴实结论：“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人，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人。”该结论在中国的古语中，又叫“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官员犯事与此有关，教授出丑何尝不如此。呵呵，为三位教授也为国内高等教育的声誉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