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日前在《财经时报》撰文，认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这种心理在社会、大学尤其是在企业界盛行。其原因是政府相对市场的强权。
    这个问题令我想起去年六七月间，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中指出，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又倒闭10万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有85％的在10年内倒闭，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而前几年民企的平均寿命大约是3．5年。

    对此，仲大军先生认为，民企短寿不是坏事，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经济资源要素配置灵活，市场活跃。比如相当一部分人在做生意时按需要注册一家公司，这单生意结束，公司也没有存在必要了。

    仲大军先生同时承认，我国民企平均寿命短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主宰和垄断着一些大工业部门，剩下的是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大多集中于此，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新陈代谢也比较快。

    去年11月，在杭州世贸会展中心，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郭凡生批评说，目前我国许多民营企业做品牌存在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这是民企寿命短的重要原因。其外在主要表现是，好炒作成为企业提高品牌知名度的惯用手段。“秦池”“爱多”等“泡沫”品牌，说倒就倒，正是前车之鉴。他认为，品牌是“人品”、“产品”、“企品”的合一，要靠科技创新，靠文化力支撑。

    上述各种论述，各有侧重，但我认为，谢国忠的判断无疑更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在市场之上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私营部门发展缓慢，以及知识产权创新匮乏的主要原因。主导中国经济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市场规则。现有的市场规则往往会被官员随意更改。

    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长期规划没有太大意义。

    首先，私营企业担心企业本身会由于规则突然变化，而被取缔或遭遇破产，无法作出长期规划，只能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其次，对于私营企业来讲，怎么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往往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环节。一些私营企业直接或间接依靠政府权力获利。这一点，从国家行政力量强势治理矿难问题上可见一斑：2004年关闭年产6万吨以下的小煤矿，2005年关闭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其理由并非法定，而是行政官员定。矿主不知道被关闭的命运明年是否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法定的明确的预期。在此前提下，矿区建设和安全投入基本成为空谈，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掠夺式开采，这在同等规模的小煤矿中随处可见。

    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我国民企的寿命跟官员任期有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国地方官员交流、轮岗十分普遍，任期偏短，虽然县市官员的法定任期一般都有5年左右，但事实上，县级官员的实际平均任职时间只有两年多。它跟民企平均寿命的两年多或3年多，正是一条铁路的两轨并行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本质上仍是权力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这种情形，不仅给掌管权力的官员带来大量的腐败寻租机会，而且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倾向和掠夺式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全社会的高能耗低产出，数量主导（而非质量和品牌主导）的增长模式带来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