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十届全运会上出现的假摔、罢赛、下跪、服用兴奋剂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事件，便有人指责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认为“举国体制”已不再适合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新任司长张海峰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日报体育新闻学会年会上坦言：“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绝对不能丢！”据1月17日《大众日报》报道，张海峰还告诉记者，现在好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羡慕我们的“举国体制”。

　　我想，羡慕我们的体育“举国体制”的应该不是那些国家的国民和政府，因为一旦举国体制，就需要将大量纳税人的钱投入到体育事业中去，这对于已经习惯了不以税款养活运动员的国民及政府而言，他们当然是不能赞成的。如此以来，持羡慕心态的只能是运动员或体育官员了，运动员们羡慕的是举国体制之下以国家之力对其一包到底；体育官员们则羡慕举国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经济及话语权力。

　　要说，我们可让西方发达国家“羡慕”的东西多了，中国一位市长表示他将支付一位美国市长访华一切费用的“慷慨”，不也曾让对方大表“羡慕”吗？可见羡慕归羡慕，未必表示赞成，未必表示合理，亦未必表示人家有意将这种举国体制“拿去”为他所用。

　　何以如此？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将体育竞技与国家强大等同起来，将金牌与国家荣誉等同起来，将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等同起来。

　　但尽管如此，既然确有令人羡慕的成分，其中的利益驱动也就不言而喻了。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中国，为什么除了足球在行政与市场中左冲右突之外，整个体育体制仍是铁板一块？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在中国的体育界，围绕着体育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形成了一个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及其教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链条。既得利益者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阻碍了中国体育从金牌体育到群众体育的转变，也最终使得“举国体制”成为官僚体制，更使得原本紧缺的公共财政遭到浪费。

　　一方面，好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羡慕”不足以成为举国体制合理的理由，另一方面，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也大多放弃了公共财政支撑出的浮华的竞技体育模式，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国家，运动员体系虽呈现从业余转向职业化的趋势，经济资源获得仍不改依赖市场与非政府组织途径。在这种大势之下，依然声称“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绝对不能丢”，无疑是举国之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