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政府应当如何为义务教育尽“义务”?
张贵峰
  2006年08月30日20:3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随着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连日来,义务教育再次成为一个热门的公共话题。继日前教育部发出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不得举办各种名目的重点学校重点班”之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近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解读义务教育法时表示:“目前教科书改动过于频繁”“很多地方的官员介入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和发放,教科书已经成为教育领域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品读上述从不同侧面对义务教育法所做的阐述、解读,笔者发现,无论教育部的“规范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还是人大法工委抨击的“教材腐败”,在这里,实际上提出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政府应当如何尽“义务”?

  如果说前者是着重从正面、“不缺位”的积极主动角度指出了义务教育的政府义务的话,那么,后者则侧重从反面的“不越位”角度强调了政府的另一种义务——即不过分介入教育具体事务、充分尊重教育自主权的义务。

  很明显,要确保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两种政府义务均十分重要,缺一不可。没有前者,义务教育固然会失去基本的外在发展环境,使义务教育沦为等级化教育、蜕变成民众而非政府的义务;而如果没有后者,义务教育同样会在权力的侵蚀下丧失内在的发展活力、精神品格,成为一种权力教育而非义务教育,并衍生各种教育腐败。

  应该说,近年来,针对前一个方面的政府义务,相关讨论已经不少,并且已形成了许多共识,比如,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必须主要由政府来保障,并且应尽可能地做到均衡分配。但关于后一方面即政府义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

  事实上,对于一个正常的公共治理过程而言,政府越位的危害性一点也不比缺位更小,甚或是危害更大。以教育腐败为例,审视近些年来各个腐败高发的教育领域,如教材、招生、基建、人事等等,不难看出,这些领域之所以腐败频频乃至不断成为“腐败重灾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权力密切相关。换言之,权力干预、越位的程度实际上决定了这些领域腐败的深度。教材腐败的基本背景是“官员介入”,招生、基建、人事管理中的教育腐败同样如此。

  具体从义务教育看,权力越位、权利萎缩所带来的教育危害,腐败其实还不是最严重的表现形式,而最严重的在于,这种越位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义务教育中存在的应试化痼疾难除、素质教育步履艰难的根本内因。道理很明显,因为依据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内的公立教育机构,实际上都是行政权力的附庸而非教育权利的主体——大到人、财、物的管理,小到招生考试、教材课程设置等具体教育行为,真正做主、“说了算”的都是权力。这样一来,教育评价机制不断行政化——遵循一种眼前的政绩规律而非长远的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应试而非素质教育大行其道,自然不可避免。这正如教育部长周济指出的,“一些地方政府习惯用升学率评价当地教育工作和学校办学水平,实际上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奖惩机制”。

  如果我们承认《义务教育法》是教育法治的一部分,而法治的宗旨在于规范权力保障权利的话,那么政府之于义务教育的“义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让权力的归权力,权利的归权利——使政府权力真正恪守服务本位,充分服务而又不越俎代庖过分干预教育权利。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李灿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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