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实名制”，自去年底被提出以来，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异议就一直未曾中断。面对该项措施即将全面推行，不再是纸上谈兵，一些现实需要人们进一步正视了，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有关方面也应尽早准备，以求一一解决。

　　其实，手机实名本身并不新奇，从多年前“大哥大”面世，它一直是后付费用户入网的必经手续。现在所谓的全面实名制，影响涉及的是目前众多未记名、先付费用户和今后的新入网用户，其目的是为了打击越来越多的垃圾、违法、诈骗短信，清除不法分子以匿名做掩护，“狂发”有害短信的防空洞。应当说，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得人心的举措。

　　当然，这一举措也引发对相应问题的思考：如何看待实名制最大焦点——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面对个人权益与社会效益，又该怎样权衡？

　　显然，人们对隐私关注程度大幅提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而法制社会、规范化管理、制度化约束不可避免地要掌握相当的个人信息。这之中，公民隐私保护实际属于社会管理发展的应有课题、内在之意。如果操作不当是存在泄露信息的可能，但这显然不是“因噎废食”的理由。个人与社会也具有天然的相辅相成、休戚相关特性。如果社会整体资讯掌握不足，管理存在缺陷，有空子可钻，个人权益保护又怎能落到实处？放眼国外一些国家，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类实名制已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方式。而国内“率先实名制”的也已有银行存款、购买飞机票、后付费手机等等领域。实名制确实具有一定繁琐性，会增加相应运营成本，但它也确是打击犯罪的一道重要关口。如果实施过程做到有效控制，它也并非是那么的“洪水猛兽”。

　　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少群众并非不理解实名制的意义、不懂得利弊权衡，争议多多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表象，深层忧虑与抱怨实际“醉翁之意不在酒”。比如，面对逢年过节火车票倒卖严重、票贩子猖獗，许多人呼吁火车票也像飞机票一样实施实名制，就很说明问题。

　　那么，人们真正的不满究竟在哪里？

　　首先，人们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源自电信服务本身。虽说国内目前有两大移动运营商，但很多人并不认同这就不存在垄断、没有暴利。事实上，诸如双向收费、“白缴”月租费、高价通话费等等，早已被诟病不已，更不要与国外电信商普遍实行的入网、续约送手机相比了。其次，用户与运营商签订服务协议，运营商就负有义务和责任提供健康的使用环境。垃圾违法短信大量产生，折射出的是服务存在缺陷、不到位。将管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用户一方，这无疑让人感觉有推卸责任的意味。国外治理垃圾短信，实行实名制的同时，电信运营商更要采取一系列技术手段，专设“电信网络警察”，信息“过滤器”等等加以拦截。服务和广告商也要签订杜绝滥发自律协议。有的还赋予用户自行屏蔽拒收号码的能力。反观国内，某些地方运营商，甚至自身就与短信陷阱有着微妙复杂的瓜葛，繁多“互动陷阱”定制易、取消难，已是最好证明。

　　其次，手机实名制在一些地方已率先实行，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比如福建泉州，运营商自有营业厅对身份登记相对严格，但数量更为庞大的手机专营店、社会销售点对此则很宽松。后者的用户身份登记簿还常常随意放置，管理与私密性堪忧。不法分子以假身份证登记，甚至从农村低价收购真身份证，这使得实名的真实性面临考验。

　　实际上，自身份证、护照、军官证等等证件发明起，实名制就已是既定客观存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不法分子造假手段翻新，人们也发现实名并非“万灵药”。从尊重公民权益、人本角度出发，有时它更可能是把“双刃剑”。透过上述事实，应充分意识到，打击治理垃圾短信，手机实名制只是措施之一，实名制本身也必须解决证件“李鬼”，各地区、各类商家步调能否一致，辨识成本增加、效益效率下降等等问题，个人信息的管理保护更是难言轻松的重中之重。同时，还必须规范整顿运营商与代理商行为；法规立法层面需提供足够法规依据支撑；公安机关需严惩假证制售、欺诈、犯罪等责任人；总体态度思路上必须明确：打击短信犯罪是针对少数违法犯罪分子，不应影响广大普通公众的合法权益，实名制推行理应体现便民与人性化，不能是简单思维与僵化管理。

　　理性看待，谨慎乐观，也许是人们目前对手机实名制最现实的态度。而能否积极务实，克服解决诸多显性与潜在问题，则是实名制成效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