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观众要买一张较高档次的歌剧、交响乐或芭蕾舞门票需要500至800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国一般教授月工资的1/10至1/6。最近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演出，好票高达4000元一张，这就更吓人了。
　　而该乐团在柏林演出，门票仅43欧元，相当于一个德国教授工资的1/100。我国目前的演出票价普遍高出发达国家10倍以上，比如久负盛名的瑞士苏黎世话剧院，一张最好的门票是83瑞士法郎，相当于那里一个教授工资的1/240；罗马一张中上等歌剧门票是当地一个教授工资的1/66。
　　教授在中国属于收入较高的人群，而这个人群并不大。教授想进剧场，需要拿出自己1/10至1/6的月薪，恐怕是心痛的。那么，倘若一个勤杂工、一个售货员、一个大学生、中学生，要买这样的一张门票，那简直要一个月不吃饭了。即使是党政机关里的科长、处长，倘若不是“工作票”或“朋友票”，自己也掏不起腰包或舍不得掏腰包。
　　指责门票这么贵，有人也许会说，这本来就是为有钱又有品味的人准备的，至于勤杂工、售货员、学生，去看电视好了，去买盗版光盘看好了，去看街头群众性文娱活动好了，这些高雅艺术殿堂之门，本来就不是为平头百姓开的。看得起就看，看不起不看，歌剧、交响乐、芭蕾舞本来就是“阳春白雪”，不是广泛普及的大众文化。
　　问题在于，有钱又有品味的教授也难以“阳春白雪”，那么，这剧场之门也并非为一般有钱人而开了。如上所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教授只拿出自己工资中很少的一部分就可以进剧场，这表明，他们剧场的观众中尚有教授之类的人物，并非都是“大款”，更非“公款”。而我们的剧场，如果教授也为票价而止步，那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进得去了。
　　不要以为老百姓只爱听山歌、看“二人转”，对高雅艺术一窍不通，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并不像某些以“贵族”自居的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和愚昧。当然，要说让老百姓都看俄罗斯的《天鹅湖》，都听帕瓦罗蒂的男高音，那也不现实，但听《梁祝》，看《茶馆》也不容易啊！
　　据说，全国有近3000家像模像样的剧场，可是，除北京、上海有些剧场运作得比较好，上座率比较高之外，大部分剧场并不景气，急于“找米下锅”。这就怪了，一方面是老百姓对歌剧、交响乐、芭蕾舞有需求，需求就是市场；另一方面是票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剧场也就难以开拓市场。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自然不能号召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进剧场，而是剧场要让老百姓轻轻松松进得去。
　　搞艺术、开剧场的要明白，不管你们是图社会效益，还是图经济效益，都得靠老百姓。别忘了，老百姓是剧场的“衣食父母”，是剧场的主人。德国的戏剧家布莱希特很明白这个道理，为此，他提出“把戏剧赶入贫民窟”。可是，我们有些搞艺术的、开剧场的，只知道在“高雅圈”、“富人圈”里混，结果是越混越没出息，越混越不景气，已经很难再混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