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1:建议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是否“离谱”?--观点--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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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1+1:建议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是否“离谱”?

2012年03月04日16:12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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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栏的话:大家好,我是小蒋。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客观、理性公正。


 

 建议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是否“离谱”?

  背景: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认为应修改《婚姻法》关于“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的规定,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周岁。她表示,现行法定婚龄导致“剩男剩女”、高龄产妇、未婚同居等现象不断增多。

  湖南红网发表洪巧俊的文章:黄细花代表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定得过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也赞同这种观点。黄细花代表说到的一些没有达到法定婚龄而想结婚的人,为了早日结婚,采取用假身份证、虚报年龄的办法领取结婚证。有些人干脆就“未婚同居”,造成事实婚姻,但法律不承认不保护这种婚姻,这无疑隐藏了诸多社会隐患。这样的事在农村很多。但为什么黄细花代表的观点会遭到网友的反对呢?我仔细阅读了网友的观点,网友的理由是7岁上小学、13岁初中、16岁高中、19岁上大学、大学毕业22岁,怎么能在18岁结婚呢?婚姻是一种责任,18岁有能力承担家庭责任?会让房价继续飙升,影响计划生育等。这些理由,其实并不是理由,只是对黄细花代表观点的误读。黄细花观点很明确,针对农村早婚现象。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保护普遍存在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就是《婚姻法》修改18岁于法定结婚年龄,并不是18岁就必须结婚,你有选择结婚的自由,只是年龄范围宽度大了,人家保护的是“低龄事实婚姻”。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8岁法律上算是成年人了,为什么不给他们结婚的权利?我赞同黄细花代表的观点,是因为农村青年考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农村孩子只读了初中。资料显示,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也是说大部分农村青年16岁就走上了社会,外出打工。农村青年大多能早成家早当家,承担起家庭责任,这有利于乡村和谐。

  小蒋随想: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环境,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出的看法可能大不相同。农村地区存在早婚早育是事实。在许多城里的高中生还在课堂啃书本的时候,农村十六、十七岁的“大孩子”已背上行囊进城打工,在挑起生活重担的同时,结婚也是一些人“成家立业”的一个选项。不到现行法定结婚年龄,一些人未婚同居、虚报年龄结婚,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不能回避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黄细花建议修改《婚姻法》中的最小结婚年龄,其实是希望法律承认低龄结婚这一事实,保护当事人的应有权益。而一些网友对此持嘲弄与反对的态度,则是出于城里人眼中的上学轨迹、家庭责任、房价问题、对早婚早育的不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城乡的观念与行为差异。既然法律不可能对不同人群的结婚年龄采取区别对待,对于法律该如何制定,就必然会因为观念与行为差异而产生争议。借用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黄细花表达了一部分人群的观点,没有伤害到其他不愿意早结婚者的权益,没有理由被鄙夷。将眼光放远一点,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婚姻条例》规定,年满16周岁、未满21周岁的男女,可在父母或监护人同意下结婚;台湾地区针对“未成年人结婚”,也是需要监护人同意;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同样在16-18岁之间。所以,社会无需对黄细花的建议大惊小怪。何况,就算真的修改了法定的最小结婚年龄,是否结婚还是个人的选择、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没有人可以强迫。

 “允许公民转让二胎指标”会否沦为生育买卖?

  背景:人大代表李兴浩提议,“允许公民有条件转赠二胎指标”,据称可以解决穷人生活困难。对此,网上反对的意见占九成。李兴浩代表说,“他们都误会了。”为什么说是“误会”呢,因为转赠二胎指标,不是取消合法二胎的生育权,而是自愿为原则,“只要国家立法,二胎指标就不会变成商品”,没有贵和便宜的问题。

  华商报发表刘洪波的文章:有人能合法生育二胎而苦于无能力养育更多小孩,有人有能力养育更多小孩而苦于无生育指标,这是一个问题。然而,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既没有因此提议解决穷困问题,使拥有合法生育权的人们有能力实现其权利,也不是从人口发展角度提议平等地放开二胎,而是看出了“生育权市场”的发育机会,这种观察公共问题的角度,难道不是很奇妙的吗?如果“生育权市场”得以形成,生育后代的机会就将由经济能力所决定。这大概正是一些人所希望的。“有条件转赠生育指标”一旦得逞,当代世界就又开创了一种恶劣的先例,而“有钱的儿孙满堂,没钱的孤苦伶仃”也将成为这种先例的法律秩序。根据提议,获得指标者要为出让指标者购买社保、医保、人身意外保险等,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至终老。真是仁厚啊。但这样的福利不是已经由用工单位和国家承担了的吗?是说出让指标的人应该得双份,还是获得指标的人代替用工单位和国家出钱?但出让生育权获得福利,这大概只能增添穷人所受的侮辱,而有再高的福利,也无以取代穷人看到竞购生育指标的成功者时,更增无力生育的那一份永远的哀伤吧。讨论人口政策,并非这篇文章的要义。我关注的是,社会的公共舞台上,活跃着一种怎样的逻辑,买卖思维进入了社会公共决策当中,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开行立市的,包括人的基本权利在内。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公正何以成立,实在是问题。

  小蒋随想:雷人建议年年有。降低结婚年龄的建议虽然也引发了争议,却不会使旁人有实质性的损失,是否早结婚只涉及当事人自己。“转赠二胎指标”则难以摆脱“人性权利交易”的嫌疑。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生育指标如果真的允许“有条件转赠”,“赠”的背后是否真是无偿的,很值得怀疑。“提议”中也声称,获得指标者要为出让指标者购买社保、医保、人身意外保险等,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至终老。这不是交易是什么?难道叫“有偿感谢”吗?在保障人性基本权利的问题上,不能以“周瑜打黄盖”论之。或者说,法律不能因为个别人主动或被迫的选择,便允许突破人性的底线原则。这也是人体器官捐献严禁掺杂交易买卖,审查手续相当繁琐的原因所在。多数网民反对该建议,已然表明了人性与人心所向。



(责编: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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