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本无罪，有罪的是腐而不是富

　　一篇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名为《中国，很有钱》的文章，经中国媒体转载后，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很多网站在转载这篇文章的中译文时，还把文中的一个相当刺激的元素“二奶”提炼出来重新炮制了标题——《英媒称二奶情人成推动中国奢华消费主要因素》——并因此赚足了国人的眼球。(2月8日《环球时报》)

　　这个标题或许过度解读原作者谢里丹的意思，因为“拥有情妇成为普遍现象推动了奢侈品消费”只是文章引用的一项调查结果，并非个人观点。不过，这篇文章却也明确地将奢侈品消费者定位为“特权阶层”。

　　无需谢里丹先生提醒，中国人自己早就注意到奢侈品消费的问题。去年9月，当中国凭借86亿美元的奢侈品消费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时，媒体还展开了一场围绕中国“未富先奢”问题的讨论。而且，相关讨论并未随着新闻热点的转移而冷却。

　　国富民强一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在日子虽然好过多了，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却从不敢自夸“国富”。就国民层面来说，多少人还在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发愁。那么，到底是谁在大手笔地买奢侈品，还把我国“买”成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二大国，搞得“外国人都对这些富人的奢华消费目瞪口呆”？

　　文章认为，奢侈品消费者是“特权阶层”，这也许只是作者谢里丹个人的感性认识，但在实际当中，却能找得到大量佐证。比如，某国际知名品牌中国旗舰店的管理者就曾对媒体表示，在它们的VIP客户中，煤老板、房地产商人、富豪的家眷以及富二代是绝对的奢侈品消费主力军。

　　与此同时，抽天价烟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收藏200余双名牌皮鞋的原重庆市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干部丁萌、拥有十几本房产证和几十只单价上万的名牌LV包的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等数不尽的“鲜活事例”，则丰富着我们对这些数字背后的想象。

　　其实，民众对那些通过打拼先富起来的人的正常奢侈消费，并不苛责。本来，丰俭由人，富人本身就有自主消费自主选择的权利。那些通过灰色手段、乃至“黑色”手段暴富起来的人以及那些攀附权力、依靠权力腐败(如前面提到的二奶情人消费等)一掷万金的奢华消费，才是民众反感、厌恶的对象。

　　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即便再多，大把大把地挥洒也会心疼；而那些“来得容易”的钱，动辄一掷万金才会那样“潇洒”。奢侈品本身无罪，因富有而适当高消费的行为也无可厚非，但是靠什么富有、拿谁的钱高消费，却能撩拨每个人的神经。不患寡、患不均，不仇富、但仇腐。这也许才是人们之所以持续关注奢侈品消费，以及不齿这种高消费行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