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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则“马路新闻”让人感慨万千。上海一位硕士因为横穿马路被行政拘留10天。江苏省南京市某电视台将摄影机架在路口，三天拍摄5000多名行人，准备对没有闯红灯的行人进行奖励，可是奖品始终没有发出去。公安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省市建立学校通报学生交通违法情况的制度，学生闯红灯、跨越护栏等交通违法情形，学校应写入学生个人操行评定中……

　　这些“马路新闻”披露之后，不少新闻媒体纷纷谴责公众的道德水准，认为在建立现代文明国家的过程中，公民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

　　这些评论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现代文明社区之所以实行交通管制，是为了提高城市的效率，最大限度地保护社区居民的人身安全。可是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忘记了以人为本的指导原则，盲目追求奢华，马路越来越宽，道路越来越长，人们行走却越来越不方便。如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居民或者绝大多数居民不愿意遵守交通规则，那么，应该检讨的不是居民，而是决策者。我们首先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居民看不到红绿灯的存在？为什么居民不愿意在指定的位置穿行马路？是因为道路交通管理部门通行的标志设置不合理呢？还是因为道路交通设施本身就不具有人性化？

　　当我们居高临下谴责那些不守规矩公民的时候，我们充满了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假如那些马路上的行人正面临着重大的变故，或者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上班，他们是绕行呢？还是横穿马路？

　　笔者绝对没有为违章行人开脱的意思，只是要申明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当现行的规则不被所有的公众自觉遵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不是公众，而是规则。如果那些制定规则的人无视公众的普遍意愿，制定严刑峻法，规范公众的所谓“不良行为”，那么这样的立法者在民主社会肯定会被淘汰。

　　很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社会多元化之后，公众普遍的情绪所在，仍然坚守过去的僵化观念，试图通过立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其结果不但削弱了法律的力量，而且大大地增加了执法的成本。

　　中国当前的矛盾其实就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反映在道路上面，就是机动车拥有者与普通行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优先解决机动车拥有者与行人道路公共设施的分配问题，没有为机动车辆行驶划定必要的边界，没有为行人提供自由行走的空间，那么结果必然是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机动车不能提高运营效率。

　　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道路交通法规，但是在这些法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尊严。机动车驾驶人员认为道路交通规则过于繁琐，动辄得咎；而普通行人则认为道路越来越宽，可自由行走的空间却越来越狭窄。正是在这些不良的法律规范指引下，全国许多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恶性道路交通事故。有些机动车驾驶员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不惜将撞到的行人碾压至死。

　　在大多数内地城市，马路越来越宽，红绿灯越来越高，老百姓很难发现穿行马路的指示灯，他们只能跟着感觉走，于是出现了集体违法现象。而在香港等一些大城市，马路相对较窄，红绿灯与人们的眼光大体持平，行人可以非常方便地发现灯光信号，非常方便地穿行马路。我们的决策者不是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居高临下，斥责那些忙碌奔波的过往行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立法和执法心态呢？

　　矛盾行走在路上，尊严践踏在轮下。我们制定了那么多的法律，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执法成本。立法者和执法者从来都没有弯下腰去，探问匆匆行走的芸芸众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规则，我们甚至不屑于把他们请到立法机关，倾听他们的意见。我们运用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管理每一座城市，可是我们却很少想到那些忙忙碌碌的城市居民应有的人格尊严。我们在互相践踏之中追求法制的理想，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如果缺乏对人格尊严的尊重，我们将会离法制理想越来越远。

　　我们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社会，却没有为每一个社会群体提供平等博弈的机会。我们试图建立有序的社会，但由于缺乏对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尊重，我们制定的法律使得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当务之急，不是惩罚那些缺乏规则意识的普通行人，而是应该把他们请到立法机关的神圣殿堂，让他们自主地决定道路交通规则，从内心深处产生对法律规则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