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他说，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这样的言论并不新鲜。经济学家曾说，要让企业的管理者有生产积极性，就该把偌大的国有企业卖给管理层，让他们有剩余索取权；要让法官公正司法，给出的建议是予以法官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报酬；而如何让官员保持廉洁呢？结果又是“高薪”，美其名曰“高薪养廉”；这两年医患关系突出，又有学者高声呼吁，说医生的合法收入无论如何不能低于5000元人民币，否则必产生灰色收入；在学术界，据说要培养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按照美国的经验，就是要让大学教师们个个“闲着”，而且衣食无忧，有房有车有票子。

　　如今，要杜绝“公车腐败”，终于又有人站出来说，中国应该进行工资制度改革，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按照这样的逻辑，若要那些贪官污吏不包二奶，就应该允许他们娶多个老婆；若要官吏不贪污受贿，难道就应该给他们一架印钞机吗？企业家掌握着经济话语权，广大公务员掌握的是行政、司法话语权，而医生、教授们则掌握的是知识话语权。说白了，这些都是“有权阶层”。难道，要让这些“有权阶层”安居乐业、勤勉努力，不做出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就应该先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的优越感不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吗？

　　据调查，公务员的消费倾向普遍高于城市收入阶层。这也使得公务员这个职业成为近年来最为火爆的就业选择。我并非不赞成未来公务员个个都能买得起私车，但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将公务员的收入规范化，使公务员的收入能够由“暗”变“明”。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所谓的“高薪养廉”，谈“让公务员个个买得起私车”。

　　在上传下达的各种文件中，我们时常会看到这么一句，改革的成果应该惠及大多数人。这些年来，应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的成果确实也惠及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然而，惠及那些拥有话语权的阶层，与惠及以农民、工人为代表的普通老百姓，却往往不成比例。讲了许多年的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工人的收入却增长缓慢；老是说拉动内需的关键是拉动广大农村的内需，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工业产品被城市消费了。“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这话不但逻辑有点问题，而且，现在讲得也似乎太早了点。如果有一天，当社会财富足够丰裕，社会分配也足够公平，再说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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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教授：中国应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