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浏览有关论坛时，看到有的网友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屋子里本来就脏，就是把家具擦的再干净也是一时的，若要家具干净，就得彻底打扫整个房间，同样，若要彻底清除贪官污吏，就得来一场彻底的人民运动，这也是所有贪官惧怕的。该网友主张采用五六十年代“运动反腐”的方式，通过“风暴”式的手段，对腐败分子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最终达到消除腐败的目的。

　　这种主张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冷静思考起来，却又不敢苟同。

　　不可否认，五、六十年代，中央通过“三反”、“五反”及“四清”等频繁的运动，积极动员和发动群众参与反腐，深挖出了诸如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并对这两个职务较高的腐败分子处以极刑，极大地震慑了那些贪污腐败分子，较好地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处在犯罪边缘的党员干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运动反腐的一个致命伤又在于它冲击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弊多利少。鉴于此，是不是还要不加扬弃地继续采用“运动反腐”的举措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是我们国家的大局。只有发展了，对外我国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不被外敌所欺；对内才能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和谐。如果搞“运动反腐败”，短时内可能对净化党风、政风会有一定效果，但势必要付出影响乃至中断经济快速发展大局的代价，势必会影响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造成经济倒退、人民生活质量下降，那样也就违背了反腐倡廉的初衷。

　　当然，我不主张采用“运动反腐”的方式，不等于否认群众参与防治腐败的重要性，而只是不主张再发起大规模的、无序的群众运动；不主张再用大呼隆、一阵风式的“横扫”行动，代替群众自觉参与、稳定持久的反腐方式；不主张再用“周期性”、“选择性”的反腐办法，代替长久性、全面性的防腐策略；不主张再用带有“破坏性”的反腐手段，代替建设性的防腐措施。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腐败是一个历史和社会性的问题，不是仅靠一次或几次群众运动就能彻底消除的，尤其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具有相当强的复杂性、隐蔽性和顽固性。如果不顾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形势和日趋复杂的反腐败工作局面，继续采用“运动反腐”的方法，祈求速战速决并毕其功于一役，显然不足取，也是不现实的。

　　其实，我不主张采用“风暴”式的手段，并不是不主张严惩腐败分子，而只是主张将严惩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而不再是靠高层领导“痛下决心”；只是主张把握严惩尺度的统一性和公正性，防止像“运动反腐”时期那样，产生量刑标准的不同，导致人为的不公正现象，影响法律的公正性和一贯性。再者，尽管我不主张采用“风暴”式的手段，但从不否认其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有效性。五、六十年代 “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就是严惩效果的最好说明。但若历史地、辩证地看，严惩从来都只是治标之法，而非治本之策。比如说，近年来我们也杀了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判了陈希同、李嘉廷等几十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教育和震慑作用，但有的腐败分子仍在前“腐”后继。可见，在目前腐败易发多发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腐败分子大多利令智昏、“只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的情形之下，“严惩”已很难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更不能成为包治腐败“百病”的灵丹妙药。因此，应破除重惩处轻教育、重治标轻治本的习惯性思维，坚持“标本兼治”：既要通过严惩，教育和震慑那些处在腐败边缘的党员干部，使他们时刻顾忌头顶高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心存畏惧，不敢轻易染指腐败；又要着力从源头上堵塞漏洞，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使腐败失去滋生的“温床”。

　　实际上，多年来，中央始终在不断研究和探索反腐方略，从靠“运动”到靠“制度”，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校正错误中稳步前行的，而且每一项反腐举措，都是针对当时腐败的特点和规律而相应采取的，尤其是中央关于《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更是包含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先进理念。只要抓好落实，就会取得实效。因此，我们已无必要重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否定的“运动反腐”老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