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为办“大事”，一些人向当权者使用“美人计”。那么使用“美人计”算不算行贿？在近日举行的重庆市刑法学年会上，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朱建华对“受贿”一词作了全面的阐述——“美人计”满足了人们的生理欲望，其功能与金钱贿赂如出一辙，同样算行贿。（11月10日《成都商报》）

　　近些年来，有关“性贿赂”的新闻频频见诸媒体，用“美女”来攻击贿赂目标，几乎是“弹无虚发”。有名的如厦门远华集团的总裁赖昌兴，他在厦门修建了“红楼”作为他实施性贿赂的场所，对许多官员提供美色进行贿赂，使其走私“绿灯”大开，畅通无阻。省部级领导人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等等，也拜倒在“石榴裙”下。

　　尽管这些贪官污吏“落马”都与“性贿赂”有染，有的甚至“色名远扬”，但法律上的“真空地带”却常常将这种“色贿”排除在“贿赂罪”之外，没有因此而加重他们的刑罚。2002年，人们对原湖北天门市委“五毒书记”张二江“在任职期间曾利用职权与其妻以外的107名女子有染”的关注程度似乎超出了其贪污、受贿犯罪本身。但在最后的判决中，张二江被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其中没有涉及“性贿赂”一节。两年后，面对“女张二江”安惠君一案，检方“性贿赂不属检察机关侦查范围”，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在“性贿赂”一词上。

　　事实上，“性贿赂”同样属于犯罪。一个手中无权者生活作风不检点，造成的社会危害往往是有限的，而身居要职者一旦痴迷于权色交易，造成的危害却可能是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女巨贪蒋艳萍，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在短短13年时间内，利用“性贿赂”开道，迅即从一个仓库保管员升到副厅级干部，贪污敛财达1000多万元；江西一个私营企业主窥知大贪官胡长清有好色的特点后，不仅主动陪胡前往珠海嫖妓，甚至还将卖淫女空运到南昌让胡“享受”，通过这一笔笔肮脏的“权色交易”换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性贿赂”长期“逍遥法外”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社会对“性贿赂”太宽容。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把此视作“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为此立法是对女性的歧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二是与当今社会舆论的浮躁有关。每当有这样的“有色腐败”出现，一些媒体和记者只对“情色”感兴趣，津津乐道于具体情节的报道和描写之中，很少去探寻去这一现象泛滥的深层原因；三是在立法上存在着“真空地带”。现有法律没有对“性贿赂”进行界定与量化，在取证和量刑上也很难操作，从而使这种“擦边球”越打越离谱。

　　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泡妞”成了商场、官场“攻关”的常用手段，“小蜜”则成了当今“上流社会”一种“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有专家认为，“性贿赂”已成了一种比金钱还要管用的行贿方式，它的粉墨登场既是绝大多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起点，也是这些贪官污吏“落马”的首因。这种“权色”交易不但会直接损害到公权机关的形象，影响到权力的正常行使，还会对当事者的家庭形成重创，导致社会道德伦理观的层层下滑。

　　可见，面对形形色色的“性贿赂”，再也不要把它简单地归结为道德问题了！如果只有道德的审判和“救渎”，或仅仅凭党纪政纪处理就算了结，却没有法律的介入和大刑的“伺候”，那么，“性贿赂”只会愈演愈烈，甚至会危及整个官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