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帕里耶斯，因编造和修改科研数据而被开除了。这消息，许多媒体转载了，还有不少评论，感叹地说：看看人家，处理学术上的不端行为多么严肃认真！而中国呢？学术上的不端行为继续泛滥，却没见几个认真严肃处理的。咱感觉，那些评论感慨不无道理，但看的是结果、而对处理过程的关注极为不足。美国之所以能保证学术行为诚实，关键不是处理结果，而是处理过程严格按照法制社会的法治程序办事，严肃认真的处理结果来自严肃认真的处理过程。这才是特别需要借鉴的地方。

　　先说资格吧。“打假”涉及到别人的公民权和安全，因而，美国的做法是：未经授权的机构或个人，有权向执法或执行机构提出检举和提出指控，但无权对他人“打假”。照美国常用的一句话说，那就是：“私人个人不能把法律拿在自己手里。”违犯了这一条，您再有理也会没理了、甚至可能受到法律惩罚。这做法，保障了“打假”授权机构的权威性。中国做法呢，谁都可以实行对他人“打假”，特别是报刊媒体，没经过授权也可以随意公开指控，对某某人实行“打假”。这一来，授权机构就没了权威，法规规范也没了权威，——若马路上人人都是警察，那就等于没交通警察。

　　再说曝光吧。美国的做法是：未经法定程序准许，不公开检举或指控；若公开，就得让指控方和被指控方有平等的机会陈述自己。且不说没结论之前如此，就是有了结论后也如此。这样一来，就保证了“打假”是公平公正的。中国常见做法呢，一个人指控另一个人涉嫌抄袭剽窃，报刊媒体几乎不做任何核实，就迫不及待地搞起了“舆论轰炸”，那争先恐后的样子就象是饿狼扑食一般。而被指控方呢，几乎就没机会陈述自己，用一位网友的话说：面对媒体舆论轰炸，任何辩解都可能导致自己被媒体唾沫淹死，所以呢，要么是干脆不吭气、要么是尽管有理、也干脆认了。这样的例子多多，有的甚至直到被指控方含冤而死、也没个陈述自己的机会。这一来，哪还有公正公平？没公平公正，容易发生错案不说，还使得相关法规失效，使执法失去权威。

　　一个典型例子是两三年前的北大王铭铭事件。某报刊媒体发表了王铭铭的竞争者对王铭铭提出抄袭剽窃的指控，随即，几乎所有报刊媒体都抢着发报道发评论，对王铭铭的指控很快上升到“声讨”的程度。面对媒体轰炸，王铭铭自认倒霉，被撤销一切学术职务。而事实究竟如何呢？照版权法规定，若经过授权，王铭铭的做法就不是抄袭剽窃，否则才涉嫌抄袭剽窃。授权直接引用不是新鲜事。同样道理，要看授权具体条文，才能判断王铭铭是否有抄袭剽窃的嫌疑。而具体到王铭铭的那些文字呢，原作者哈维兰早在1999年就跟王铭铭讨论过和达成了共识，美国报道说到原作者的立场是：王铭铭的翻译得到原作者的同意，而且，王铭铭的翻译“为把人类学介绍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原作者）绝对不想看到他因为正直的错误而垮掉。”这里说到的“正直的错误”和抄袭剽窃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

　　北大王铭铭事件还导出一个“打假”的重要问题：利益冲突。美国的做法是：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的人，没有资格参与“打假”。譬如某甲和某乙是同行、或从事同类项目，他们彼此就没有“打假”的资格；若其中一人对另一人提出检举指控，那么，他的言论就会受到执行机构的严格审核，以防通过“打假”达到正常竞争不能达到的目的。因为这做法，使“打假”成了达到正常竞争不能到达到的目的之手段，失去了“打假”本来的意义，“打假”本身就蜕化变质为“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假行为了，结果是“以假打假”满天飞。那样子，还能通过“打假”来保障学术界的行为端正和诚实么？不可能，而只会是“打假”越多、作假越厉害。

　　五中全会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民主法制社会和公正与公平。这很实际。“打假”涉及到他人的公民权和公民安全，就更需要严格遵守法规和按法律程序办事，就更需要办事过程的公正与公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打假”也不例外。要借鉴人家美国的“打假”经验，不但要看人家处理问题的结果，更要看人家处理问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