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何祚庥：只怨“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

　　天底下没有卑贱的花朵，每一朵花的凋谢都值得我们哀悼与感伤。持此信念，我相信，凡可以称为伟大政治的，其出发点必然是为了人，而生命的得失，自然成为衡量一国政治成功与失败、好与坏的重要指标。如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所说，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或许一钱不值，但是谁能找到比生命更值钱的东西？

新京报：万人迷和结婚狂哪去了？

　　无论从剧情还是表演上来看，正在央视8套播出的《摇摆女郎》都无法和《粉红女郎》相比。制作成本的加大的确是有效果的，不过这效果似乎只表现在了服装和道具上。女郎们的房子更漂亮了，服装更时尚了，但是电视剧却更难看了。《摇摆女郎》开播以来，很多观众都在质疑剧情，认为戏剧冲突过于强烈、巧合太多，让人无法相信。不，这不是关键问题。冷静思考一下，难道《粉红女郎》的戏剧冲突就不强烈、巧合就不多，就站得住脚吗？说实话，把朱德庸的漫画改编成电视剧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燕赵都市报：医院100%违规与病人100%挨宰

　　医院100%违规的胆量来自于何处呢？100%的整体溃烂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破窗效应的长期“暗示性纵容”，使“劣币”彻底完成了对“良币”的驱逐。换言之，医院100%违规是长期以来监管无力的结果。这显然不仅仅是失职渎职，而是现有的“老子监管儿子”的监管形式本身就是一种“伪监管”。设若“遵规守法”是“奇迹”，那么“100%违规”自然就是“理所当然”。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中，再提什么“收支两条线”的新举措，估计也是枉然。现如今，倒不如什么新点子都不去想，以整顿医疗机构的“法制环境”为务，挟乌纱帽以令为官者，扎扎实实地把现有制度落实到底。

北京青年报：恢复暂住证不应被视为“倒退”

　　支持取消暂住证措施的舆论，往往认为取消暂住证是打破身份壁垒、实现权利平等的举措。但是，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支持，取消暂住证并不能真正促进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之间的权利平等。而大量涌进城市，又为城市管理者所无法了解和掌握的外来人口，反而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难题，也很难使外来人口自身的权利得到保障。因此，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暂住证，而是如何在平等尊重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加强暂住证的服务功能，平衡服务功能与管理功能，使暂住证制度成为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良性制度。

东方早报：“向富人开枪”不解决问题

　　我们还要防止贫困群体被既得利益者利用。既得利益者从本性上讲是反对改革的，但是他们不可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嘴来喊。这时贫困群体也反对改革，无疑正中下怀。既得利益者很可能以贫困群体代言人自居，利用他们手中的权、手中的钱，来阻止改革。防止这一情况出现的唯一一招，还是改革，继续深化改革，向不合理的体制开枪，以完善体制来缩小贫富差距。

潇湘晨报：有一种活着叫站立

　　近段以来，真正触动我们生活的有两个人——杨德超与洪战辉。一个是对他失散经年的姐姐作情感回归的寻找，一个是携他幼小无依的妹妹作相依为命的关切，人啊，一撇一捺尽在互相支撑之中——我惟一能说的，他们在生活着。而对于我们，是找到一种生活，一种我们以为不复存在的生活，一种我们愿意相信却始终不能相信的生活。 

燕赵都市报：恩格尔系数与享受型消费“假象”

　　在中国城市居民中，存在着一个享受型消费群体，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中国高幅增长的奢侈品销售额中得到验证；但是，如果从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的“明显增多”，就得出居民消费“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的结论，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多数普通市民的“享受型消费”，只怕是一种掩藏着生存艰辛的假象。

当代生活报:反恐就反恐,为什么要扯上亲属免票

　　加强反恐力度，当然是件大好事，乘客负担这笔成本还有什么不情愿、还有什么可质疑的呢？不过，我们可以从就职于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嘴里，得出一段学舌――有必要给每个税务员工分３名直系亲属免税名额，因为众所周知，目前偷税现象严重，所以必须加强各环节护税力度，税务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扯到偷税来调侃反恐，卢总经理或许会说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就直接谈地铁反恐吧。如果员工家属免费乘坐地铁不限直系、不限３名，有多少算多少，反恐队伍岂不更壮大？如果地铁公司不小气得只给他们免票，而是像对待员工一样发工资、奖金、福利，他们反恐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岂不更高涨？如果地铁公司手笔更大，将员工家属待遇扩至所有乘客，把车站、月台、车厢内的每个人都变成义务安全员，反恐力量岂不更强？再说，地铁是反恐重地，铁路、航空、重点厂矿、建筑是不是？如果纷纷效仿……上述“如果”，都在开常识的玩笑。桥归桥，路归路，免票乘车就是地铁员工家属的“福利”，拿什么加强地铁反恐力度、“国际恐怖势力猖獗”说事？“妙论”之谬，恐怕卢总经理回过头听听自己的话，也会感到无颜。

广州日报：“百字作文”令人心痛令人忧

　　“110”字作文，拉响了“留守孩子”这个共性问题的警钟。随着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农村中留下在家的未成年儿童数量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00万左右15岁以下的“留守孩子”，而且数量还有逐年增加之势。这些“留守孩子”，大多由爷爷奶奶或亲属或朋友带着，他们从小缺乏父母的爱，个性比较封闭，低年级的学生大多调皮捣蛋，到了高年级性子就变得古怪，不爱说话也不爱学习。四川省的一份公开资料还显示，在他们一年抓获的5万多青少年刑事作案人员中，大部分为“留守孩子”。农村“留守孩子”的教育、成长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

潇湘晨报：谁是你心目中“最亲近的陌生人”

　　“最亲近的陌生人”，这样的词句让人听起来感到心酸。父母对于儿童来说无疑是最亲近的人，但生活的艰辛却让父母成了留守孩子的陌生人，“就连他们的样子都记不清了”，这是何等让人心酸的人生景象。

　　农民外出打工，表面上看是个人生活需要，实质上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年，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许多建设项目加快步伐，特别是城市基本建设需求逐年扩大，这些发展需求仅靠城市劳动力来完成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引进农村劳动力加入来满足发展要求，这才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民工潮。国家发展需要农民进城，当然也需要重视他们的后代成长问题。“最亲近的陌生人”现象的出现，难道不是表明社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好吗？

新京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应成为国家公祭日

　　记得今年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之时，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将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的悲悯不仅仅属于南京，它也属于中国，甚至属于整个世界。”希望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每年举行全国公祭活动，以提升民族精神，同时建议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建议12月13日为国家公祭日，之所以反响强烈，除了在于纪念抗战呼声的集体爆发外，还在于“公祭日”名字本身的新颖，因此吸引了相当的注意。其实，“公祭日”并没有在形式上超出此前多年许多人士一直提议设立9月18日为国耻日的范畴。 

光明日报：“论文改革”彰显务实学风

　　学术考核重数量轻质量、研究生发表的低水平论文充斥学术刊物，这两个“论文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学术界。北大的两项“论文改革”，有的放矢，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让人不由得为之叫好。北大作为国内顶尖的高等学府，其推行的“论文改革”的影响力绝不会止于校内，其对于其他高校，乃至对于整个学术界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北大开了一个好头，这个好头能否迅速推广开来，我们有理由对此寄予期待。

新华网：五大症候扼住中国经济的咽喉？

　　2005年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了较高经济增长、较低价格上涨的合理区间。但与此同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农民增收乏力、对外贸易失衡等问题也显露出来，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几大症候。症候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症候二：农民增收乏力
；症候三：对外贸易不平衡加剧；症候四：国内成品油供应紧张；症候五：M1、M2增速差距显现　企业流动资金供给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