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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中国对西学过度人文化的倾向
薛涌
  2005年04月11日11:1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文化霸权”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通行的一张大钞票。不仅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之当作口头禅,甚至长期致力于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学者,也开始谈起来。仿佛活在这个世道上,不知道“文化霸权”,就属于落伍、过时的拾人牙慧之徒。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在《新京报》上呼吁警惕“文化霸权”之后,我要撰文表达不同意见的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对西方学术,还是一知半解。刚刚入门,就一天到晚要警惕人家这个,怀疑人家那个,还能学到东西吗?西方的学术,当然不是唯一的学术。但毕竟是当今世界学术的主流。我们应该有其他门派的学术与西方的学术竞争,但中国作为一个走向世界的崛起大国,当然不应该排斥世界的主流学术传统。相反,我们急需在中国建立西方的学术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之一。这一挑战,不比振兴传统的学问要小。可惜,目前学界喊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太凶,反而对于中国西学之浅薄缺乏认识。

  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正在退化,见识远远比不上老一代学人。近读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回忆胡适的文章,就深感前辈对西学体会比我们深,危机感也比我们重。

  1960年何柄棣见胡适,这是两人在胡适生前最后的一次谈话。胡适严肃地对何说:“柄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等等……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年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对照现在动不动就要反西方的“文化霸权”学界,老辈学者实在是诚恳、老实得多。何柄棣上个世纪4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英国及欧洲史博士学位,后转入中国史研究。在那一代研究中国的学人中,他和费孝通怕是成就最高的了。他们的成就,都和成功地吸取了西学之长密不可分。比如何柄棣通过科举考试对明清时代社会流动的分析,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江南农村的调查,大量运用了西方实证性的学术方法:数据、统计、田野调查,等等。他们的成就,如今很少人能够超过。

  不过,也只有何柄棣这样的学者,对“五四”以来中国对西学吸收的弱点才看得最清楚。可惜他自己并没有具体说明。笔者从自己的本行历史学的立场,不妨简单化地归纳一二。

  “五四”一代,骨子里还是秉承士大夫的传统,接受西学时,也被士大夫的口味所局限。首先,士大夫讲究文人气,技术性很差。就像文人画,写意不写真,否则就变成了死用功,工匠气太重,为士林所轻。甚至搞雕塑,因为用的工具不是毛笔而是锤子、凿子,就被开除士籍,成了卖劳动力的“小人”。傅斯年(孟真)办史语所,对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比较宗教等,很容易拿来为己用。因为这些学问,基本可以坐在书斋里清谈,对士大夫的文人气质和生活方式没有改变。但是,一涉及统计、数据、田野调查等等,就不是坐在书斋里写几笔毛笔字可以对付的了。其实胡适真要治史,在美国学农学正是个绝好的起点。因为到他进入康奈尔读书时,中国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由农学转入中国史,实在是个最理想不过的门径。可惜他士大夫气未脱,心不在此,最后研究起哲学来。因为后者在士大夫传统中还是正宗。十几年前另外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大名鼎鼎的前辈无意中也流露,自己干的思想史是最精英的,至于农业史、社会史等等,“还是让二流的人去搞好了。”

  第二,士大夫高高在上,注意上层文化,对小民百姓的历史很少注意。地方志一般编到县。清代中期,乡镇志流行,但数量有限。村一级的历史基本上连文献也没有。所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才重要。没有这本书,我们不仅对民国时代,就是对明清时代江南基层社会的了解也会少许多。

  从这两点看,何柄棣当年的抱怨,非常有的放矢。西洋的学问,有硬的有软的。中国的士大夫,专捡软的。学西方也一定学文史哲这类书斋游戏。但真碰到硬学问,比如人口统计、田野调查,或研究基层社会的历史,把握小民百姓的生活等等,这对他们来说,好比“干活”一样,嘴上不能不对之保持恭敬,最后还是敬而远之。

  到了费孝通、何柄棣这代人,中国的学术才算和世界接轨了。胡适和这两个后辈如果一起留在美国教书,成就怕是比这两位小得多。胡适是思想家、启蒙者。但学术的建设还是要靠费、何这样的人。可惜,他们刚刚开始,中国学术的发展就被打断了。

  如今,又来了反对“文化霸权”的呼声。毫不奇怪,“文化霸权”这样的概念,正属于笔者所谓坐在书斋里可以玩的西方的“软”学问。事实上,中国的学术,特别是史学和社会科学,还是需要西方的“硬”学问作为基本框架的。比如,从基层社会观察历史,从小民百姓的角度观察历史,建立人口史、经济史、地方社会史的规范,这些都还要借助西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架构。我们现在总谈“人文危机”。实际上,我们常常有把西方的社会科学过分人文化的倾向,即去除其技术的基础,专门引起其“义理”。我们应该改变的是中国式的清谈之风,回到费孝通、何柄棣那一代由西学而来的实证立场上去。 

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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