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政府最近強制要求與中國有關聯的投資者出售澳稀土企業北方礦業公司的股份，發出了在關鍵礦產領域加速“去中國化”的明確信號。就在政客們忙著鼓噪“國家安全”“關鍵礦產風險”時，澳新聞網站《對話》發表文章直言：“阻撓中國投資，並不會自動催生澳大利亞的工業能力。”這等於給澳政府上了一課。事實上，堪培拉現在最缺的不是資源，不是資本，而是面對現實的理性。

堪培拉這些年對中國的態度，呈現出某種“分裂”：政治上要“站隊”某些大國，經濟上又離不開中國市場﹔嘴上說歡迎合作，行動上卻不斷設限﹔一邊在關鍵礦產、科技投資、安全議題上不斷對中國設置障礙，一邊還希望中國繼續買它的鐵礦石、天然氣和農產品。

《對話》那篇文章最關鍵的一點，在於它點破了澳大利亞政壇一個巨大的幻覺：一些政客居然真以為，把中國資本趕走后，澳大利亞就會自動長出工業能力，自動形成稀土加工鏈，甚至自動變成新能源強國。這種邏輯荒唐得如同孩童臆想。工業體系不是靠喊口號建成的，更不可能靠所謂“政治正確”坐等出來。澳大利亞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中國投資“太多”，而是自身制造業能力薄弱，技術積累不足，卻還試圖繼續站在全球產業鏈高端。

一個擁有得天獨厚自然資源的國家，突然發現世界變了，中國不再僅是買礦石的客戶，而是明確實現了工業升級，在新能源、數字經濟和先進制造領域形成系統性優勢，成為開始參與全球產業規則的塑造者。這讓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極度不適應。當中國在越來越多高端制造領域形成優勢，他們悄悄把“自由市場”換成“國家安全”，把“開放投資”換成“去風險化”，雖然他們也明白這只是保護主義的一種托詞。

這些年，澳大利亞一些政客幾乎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凡是中國參與，就先懷疑﹔凡是中國投資，必先設防﹔凡是中企進入關鍵產業，就先扣“安全風險”帽子。這多少帶著點政治表演的性質，問題是，澳大利亞今天很多所謂“關鍵礦產戰略”，本身就建立在中國市場、中國技術和中國產業鏈的基礎之上。離開了中國，很多項目連商業邏輯都未必成立。現實很骨感：澳大利亞有礦，但沒有完整產業鏈﹔有資源，但缺加工能力﹔有地緣幻想，卻缺工業基礎。但堪培拉一些政客，偏偏把優勢互補、最有合作共贏基礎的中國，強行樹為“戰略競爭對手”。

對於一個對華出口常年穩定在出口總額1/3左右的國家，“如何與中國相處”是一道必答題。令人費解的是，堪培拉在這道題上屢屢重復同樣的錯誤。今年以來，從達爾文港“毀約”風波，到澳新“2+2”部長級磋商對中國內部事務指手畫腳，似曾相識的侵蝕中澳互信的陰影又籠罩在堪培拉上空。

“中等強國最大的悲哀，是活在大國的戰略敘事裡。”澳大利亞前總理保羅·基廷的這句話，在今天也並未過時。將中資剝離北方礦業的行為，表面打著“自主能力”旗號，實質上是澳大利亞在西方關鍵產供鏈的重組過程中，充當了排斥中國的角色。這一定位很大程度上綁架了澳大利亞的對華關系。為外部勢力火中取栗的代價，必然是犧牲自身戰略自主性和經濟利益。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西方單方面制定規則的世界。全球南方正在崛起，產業力量正在東移，國際秩序正在重塑。任何試圖通過“小圈子”“脫鉤斷鏈”打壓中國的努力，都注定徒勞且自損。澳大利亞如果還沉迷於“倚美國求安全、依中國謀發展、再順手遏制中國”的舊劇本，最后隻會發現：時代已經翻頁，而它自己還停留在上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