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彪同志囑我為《人民日報這樣講故事》作序，我深感榮幸亦復惶恐。書稿在手，沉甸甸的。因為書稿匯集的報道政治性、思想性和專業性很強，分量很重，遠非我這隻弱筆所能縷述。試作賞析，權當學習。

書稿之重，其重有三：一、黨中央機關報所講的故事，多是重大題材、重要事件和重點報道，是記錄時代風雲的國家敘事。如果說“報紙是歷史的底稿”，那麼《人民日報》報道的人物和事件，應該是國家發展進程的歷史檔案。二、故事的講述，時空交錯，大開大合﹔巨細交織，波瀾壯闊﹔有星辰大海的胸襟，又有詩和遠方的情愫，屬於新聞採訪學“現象級”教學案例。三、我曾經是這個採訪隊伍中的一員，在工作崗位時，多次親歷從創意採訪到撰寫編輯的全過程，深知同事們為此付出的心血。這種被稱為“拉練”式的寫作，未必人人都有機會參與，但經歷之后才真切體會到，黨報記者所特有的家國情懷，特有的政治敏銳，以及駕馭大制作所應具有的職業素養。這是記者生涯難得的精神財富。

《人民日報》有兩大重器。一個是以“任仲平”署名的大型政論，結構宏大、矩陣寬展、思考深刻、情感充沛，另一個是以“特稿”形式刊出的大型主題報道，聚焦一個領域、一條戰線，或者對相關省區市全方位掃描，成就經驗工作，歷史現實未來，考察因素很多，一個都不能少。

在中外新聞史上，有許多人們熟知的大型通訊報道，如：約翰·裡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等。這些著作，多是以新聞報道形式呈現，具有鮮明的新聞政論風格﹔但無一例外，都具有非凡的歷史分量和現實意義。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蓬勃發展，新成就、新人物、新面貌催生了一種中國氣派的報道形式，這就是先進典型和先進人物的通訊報道。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推出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大慶精神 大慶人》《大寨之路》以及《解放軍報》刊出的《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等。這些長篇報道與激情燃燒的歲月共情，其傳播之廣，幾乎萬人空巷，對新生的共和國和站起來的中國人產生至深且巨的影響，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品質，奠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鮮紅底色。“大慶精神”“雷鋒事跡”“焦裕祿榜樣”跨越幾個時代，光華閃耀，內涵充盈，歷久彌新，代代傳承，至今仍是共同的溫暖回憶和奮進動力。

斗轉星移，滄桑巨變。四十多年來，從開啟改革開放的垂天大幕，直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風雨兼程一路向前，時代主題經歷了深刻轉換。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跨越式發展已經走了有多遠，恐怕連我們自己都難以想象。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需要以更豐富的思想、更寬大的體量和多向度視角，體現新時代的社會變革、發展理念和精神風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陸續推出一種新式樣的大型通訊報道，這就是我們統稱的“特稿”。特稿，因應新聞事業快速發展特別是傳播方式的改變，在新聞理論和實踐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創新嘗試。無論主題選擇、採訪方式還是敘事結構、文字表達，多與以往新聞報道有很大不同。《人民日報這樣講故事》所呈現的一些新的元素，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這種嘗試和變化。

這或許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

其一，主題選擇，緊扣當下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全面闡釋中央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考。如，書稿中所選的作品，有相當一部分是脫貧攻堅題材，敘事背景是氣勢磅礡的脫貧攻堅戰。記者們走訪福建省的中國扶貧第一村，記述河北省阜平縣龍泉關鎮駱駝灣村一家發生的變化……透過一個個脫貧的故事，人們可以真切了解到，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中國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是多麼艱辛繁巨。脫貧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絕少有國家在沒有任何商業回報的預期下，真金白銀地投入，幫助貧困人口解決溫飽問題，詮釋了什麼才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優勢。脫貧又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帶領億萬人民年復一年地投入這項事業，其卓越的組織能力、領導能力和執行能力，世所罕見。脫貧還是一個極其細致的工作，必須一戶一策、一村一策、一地一策。精准扶貧政策和策略，使共同富裕理念實錘落地，使“一個都不能少”的承諾完美收官。這樣的故事，生動感人，令人信服。

其二，採訪方式，發揮團組優勢，有效提升採訪水平和報道質量。以往我們理解的採訪，通常是一個記者或幾個記者行走四方，走一地、寫一人、講一事。“講故事”採訪機制的一個重要轉變，就是由報社主要領導或分管領導帶隊，由多人組成採訪小分隊。同時，“講故事”體現了“走基層”和“三貼近”的作風轉變。正如“新春走基層”開欄的話所說，“群眾在哪裡，基層就在哪裡，新時代的中國故事就演繹在哪裡”。記者“與讀者一起走邊疆、訪老區、赴災區、到廠礦、入農家、進哨卡……把新聞寫在每一寸城鄉的土地，寫進每一位群眾的心坎”。從報道中我們看到，記者們走進田間地頭，走進車間工坊，用心力記錄基層的真情實況，反映老百姓所願所盼。報社領導以記者身份參與採訪、寫作、編輯全過程，改變了“領導作指示，記者跑斷腿”這種脫離實際的工作模式。同時，總社與分社記者多人參與，可以更多地佔有材料，“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一覽無余。經驗証明，新聞媒體單位領導，無論何種職級，其身份首先是新聞記者，能寫稿、勤動筆，須臾都不應離開採寫編評業務。這是我們黨的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也是新聞工作特殊的職業要求。

人民日報出版社供圖

其三，敘事結構，遵從新聞報道規律，尊重讀者閱讀體驗，善於把成就、經驗、工作等要素有機統一起來。黨中央機關報所講的故事，當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新聞或單純的突發事件，不應追求故事獵奇和廉價流量，而應當注重思想引領和工作指導。同時，又不能把思想性和工作性理解為刊發在報紙上的另一類工作匯報。《新時代大慶這樣回答“鐵人三問”》《唐山四十年》在採寫上的一大特點，是把思想觀點、成就經驗、當下工作融為一體，化為具體可感的故事。為什麼大慶油田能夠保持多年原油穩產，報道從講故事中透出幾條“真經”：科技支撐、人才立業、改革驅動。在唐山大地震一片廢墟上，干部群眾向死而生，以堅強的意志品質和非凡的聰明才智，在短短四十年中，搭上改革開放快車，通過重建家園實現經濟轉型，把唐山建設成了一個嶄新的環渤海地區新興工業基地，納入首都發展的經濟圈。以成就報道為背景，以經驗梳理為脈絡，以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為主題，審視地方和行業改革發展的來龍去脈，為人們提供了不同地區和行業創新發展的思路和模式。實踐表明，報道的新聞依據，必須回答當下改革發展的“時代之問”。而這樣的報道，又必須是“有思想的故事”和“有故事的思想”。在“魂體”交融中起始轉進，故事講得張弛有度，有趣、有味、有料。

其四，見事見人，展示出中國人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和普通勞動者無私奉獻的品質。正像“雷鋒精神”詮釋“為人民服務”，“焦裕祿榜樣”昭示“公仆情懷”，“鐵人王進喜”激勵“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雄心壯志，無論時代發生怎樣的變化，也無論現代化建設走得多遠，堅守共產黨人初心，弘揚中華民族美德，都具有永恆的價值。《莽莽成昆出大山》《解碼“模范自治區”》等報道，以相當多的篇幅深情謳歌了不計名利、默默奉獻的普通勞動者、建設者。在防洪看守點一干就是27年的章顯容，接過父輩鋼钎、把青春奉獻給鐵路建設的70后汪躍華﹔將門之后、始終工作在牧區第一線的廷·巴特爾……他們或與寂寞青山為伴為友，或以莽莽草原的牛羊養殖為志為業，似乎從沒有人聽說過他們的名字，但共和國的光榮簿上應該有他們的冊頁，黨報記載中應該有他們的身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隻要不斷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始終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就一定能夠建設好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園，筑牢中華兒女團結奮進、一往無前的思想基礎。”弘揚向上向善正能量，倡導“國家至上”的大情懷，鞏固血脈相連的文化紐帶，豐富適合時代特點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激勵億萬人民為建設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而奮斗，這應該是黨報的政治導向、黨報的社會責任所在，也是所有新聞記者工作的意義和價值追求所在。

（作者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

來源：《中國記者》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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