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日報：把“戒尺”還給老師應強化操作性

　　老師不敢懲戒學生，近年來頻頻引發熱議。日前，《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公開征求社會意見。草案中明確了中小學教師的管教權，提出：“中小學教師對學生上課期間不專心聽課、不能完成作業或者作業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課紀律等行為可以採取一定的教育懲罰措施”。

　　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過去，教師享有很高的權威，懲戒學生乃天經地義。對於罰站、面壁等懲戒措施，學生、家長也理解、認可。一些家長甚至會“懇求”老師，孩子不聽話就好好管。現在呢？隨著未成年人保護法規細化，人們權利意識增強，孩子在家庭裡的“地位”攀升，一些家長對學校懲罰的容忍度悄然變低，輕則挺身而出、討要說法，厲害的會大動肝火、鬧出大動靜。如此一來，一些老師自然會“明哲保身”、謹言慎行。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教師的價值，絕不只是傳播知識，更要塑造靈魂、培育新人，而適度的懲戒、管教至關重要。也因此，近年來，類似“把戒尺還給老師”的呼吁頗多，賦予老師合理的懲戒權幾成共識。然而問題在於，這些“好意”教師們隻能心領﹔沒有法律撐腰，教師仍會心存顧慮。

　　制度是管長遠、管根本的。以法律的形式對管教權進行明確，屬於為教師群體賦權，為他們“壯膽”、撐腰。這一嘗試，不僅是對教師的保護，更是裨益學生之舉。當然，能否把“戒尺”用好，還有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可操作性。“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隻有細化、明確化，才更有可操作性。比如草案明確指出可以採取“一定的教育懲罰措施”。那具體可以如何懲罰？“清單式”管理或許難以實現，但至少可以將一些原則性的內容予以明確，比如不能造成身體損傷，不能採取人格侮辱，不能影響學業，等等。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厘清邊界，才能把握好尺度，才能將管教權落到實處。

　　二是“環境”。“戒尺”如何用、能否用，既是尺度問題，更是家校互動的問題。有些家長將老師的懲戒視為受“欺負”，甚至覺得上學是購買了教育服務而不是來受氣的……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隻有取得共識，才能為教育懲戒提供相對寬鬆的環境。為此，切實做好宣傳引導、對話溝通，讓更多家長從內心深處明白管教的必要性，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