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救助刑案受害者也是司法正義的目標

　　隻有司法救助與社會救助實現無縫接軌，才能更好地體現司法救濟的人本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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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惡性的刑事案件，讓年少的姐妹慘遭不測，也讓一個無辜家庭陷入無盡的悲傷與困頓。

　　2016年1月的一個深夜，陝西應急救援總隊特勤支隊隊長聶李強手持鐵錘行凶，造成回家路上的兩姐妹死傷。2018年1月20日，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聶李強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而此前，聶李強被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

　　從案情來看，聶李強的所作所為，的確稱得上罪大惡極。之所以法庭判決“死緩”，首先是因為他具有自首情節。根據《刑法》第67條規定，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動投案，向公安、司法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行為，對於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從報道情況看，聶李強在深夜用鈍器擊傷兩姐妹5天后，到西安市高新分局高新路派出所投案，其自首情節得到認定，判決就可以“從寬”。

　　當然，對於嚴重的刑事犯罪，即便被告人自首，也不必然“從輕或減輕處罰”，畢竟法條的措辭是“可以”，而不是“應當”。具體分析此案，之所以二審作出了較大的“改變”，恐怕還與聶某一家的盡力賠償不無關系。之前，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該案民事部分進行了“背對背”調解，最終聶李強家屬答應，賠償受害者家屬90萬元，賠償款已交到法院。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規定，對於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並取得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以及認罪、悔罪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一定比例的基准刑。雖然故意殺人罪並不在指導意見所列常見罪名之列，但從司法實踐看，如果能積極進行賠償，屬於酌定的情節，客觀上會對刑事案件的判決產生一定影響。

　　從刑罰的基本功能看，除了懲罰、教育、警示，還有彌合社會關系的作用。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往往是犯罪分子被處以極刑，而受害人卻難以獲得民事賠償。然而，賠償既能體現犯罪分子的悔罪態度，也能對受害人及其親屬在經濟上予以補償，讓撕裂的社會關系有所恢復。

　　如今，這起案件的終審判決已經作出，但對於“姐妹花”的家庭，生活還將繼續。他們面對的人生辛酸，必將是外人難以想象的。從報道情況看，為了救治“姐妹花”，這家人欠下了大筆費用，甚至醫院為索要欠費而選擇起訴被害人父母。如果沒有賠償，夫妻倆隻能靠舉債、打工來償還債務，“也是迫於生活的需要，接受了最后90萬元的賠償”。尤其是幸存的妹妹，經法醫鑒定，屬重傷二級，傷殘程度八級，落下的殘疾，必然給今后的謀生帶來巨大的困難。

　　司法的本質功能之一是救濟。司法救濟是國際公認的最權威的救濟，也是最后的救濟手段。早在1964年1月，新西蘭便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損害救助法》，英國、美國、瑞典、荷蘭、法國、日本等國緊接其后，先后作出了由國家對被害人進行救助的規定，目前已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類似制度。借鑒國外經驗，我國也出台了司法救助制度。

　　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關於加強和規范人民法院國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見》中，列舉了8種可以申請司法救助的情形，“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造成重傷或者嚴重殘疾，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沒有賠償能力，無法通過訴訟獲得賠償，陷入生活困難”“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危及生命，急需救治，無力承擔醫療救治費用”等位列其中。

　　當然，除了司法救助，受害人還有獲得社會救助的希望。根據最高法上述意見，人民法院可以協調有關部門，將其納入社會救助范圍。隻有司法救助與社會救助實現無縫接軌，才能更好地體現司法救濟的人本色彩。

　　從長遠看，刑事司法救助不應長期停留在最高法制度層面，而應在調研論証的基礎上，盡快進入國家立法層面，從而給予受害人更體貼的國家救濟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