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障兒童真的需要“橙色書包”嗎？

聽障兒童真的需要“橙色書包”嗎？

背景：去年，中國聽力醫學發展基金會針對聽障兒童發起的“橙色書包”活動，面向社會募集善款，向聽障兒童發放橙色書包，每個成本120元。由此，路上的行人和車主會留心背著橙色書包的兒童，因為他們可能聽不清。這個項目持續一年多並未出名，近期因為明星和大V的加入，才引起關注，也引來質疑。

新京報發表姚遙的觀點：目前有條件就學的聽障兒童，通常都解決了完全沒有聽力的問題，並不是像普通人想象的那樣，他們聽不見任何聲音。因此，他們需要特殊醒目標簽提醒司機的必要性並不足。其次，大量聽障兒童即便解決突破聽力問題，也未必能在普通公立小學順利入學，這一障礙並沒有實質性的解決。若連學都上不了，他們背“橙色書包”意義也會存疑。還有很多聽障兒童的家長擔心，背“橙色書包”會帶來過度的標簽化。帶著顯著的標簽走在大街上，社會大眾即便是朴素熱情的關愛，實際上也會加重兒童的自卑。聽障兒童的康復，也需要讓他們回到“正常孩子”中，而非將其隔離出來。這不是說要無視身體條件差異，而是要盡量避免制造外在的區隔。橙色書包因為瞄准短期目標，貼近生活好理解而被熱捧。但從聽障兒童的真實需求和長遠發展而言，橙色書包是個很多地方亟待完善的項目。公益項目的設立，最好能從受益人的核心利益出發，瞄准終極問題，在嚴密邏輯的支持下提出解決方案，並推進方案的落實。

小蔣隨想：什麼是殘障人群的主要關切與待解問題，應去征詢殘障人群與其家人的意見，而不是由缺乏體會者憑著自己的感覺去做。這既是體現尊重，也是為了有的放矢。如果工作不到位，一片好心可能遭遇“水土不服”，帶來人力與資源的浪費。社會的關注度與資源是寶貴的，倘若好事沒有做到點上，會挫傷做事的人的積極性，也會對受助對象沒有太大益處，這是善良的人們不願看到的。公益與慈善是個技術活，要求組織者了解客觀實際，具有專業性與嚴謹性。“橙色書包”活動遭遇一些質疑，發起的基金會應該反思潛在的欠妥，考慮更為切實的服務，這是公益活動走向成熟的要求。另一方面，明星效應助推公益活動有積極的一面，但也要避免過度娛樂化掩蓋事物本身。這一點，在“冰桶挑戰”中已露出端倪。在信息爆炸的當下，公眾也要有更多的理性與思辨意識，既不要聽風就是雨、好似打雞血般參與一些事，又不要因為個別不良事件而對公益慈善灰心喪氣。公益活動需要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走。

大齡單身“被焦慮”也是一種傷害

背景：大齡青年的單身問題時常被關注，相關“焦慮”頻見報端，有人發表看法。

新京報發表李國翠的觀點：作為心理咨詢師，我的咨詢室裡也經常有大齡未婚人群來尋求心理安慰，但了解后會發現，這部分人咨詢的問題少數是婚戀問題，大部分是承載不了被催婚而產生的焦慮，或者說是因為這種焦慮而產生的認知失調。以筆者之見，大齡單身不是問題，是社會的偏見讓它成了問題。戀愛本是美好的事情，婚姻也應該是充滿期待的事情，可大家都在把它當成一個任務來完成。“你看，那個人還沒結婚啊，一個光棍得多麼冷清啊”，“他還沒結婚，他有問題吧？”諸如此類的調調聽得多了，也就減少對婚姻的期待了。而且，有些父母總喜歡打著“因愛之名”的旗幟對子女婚姻大事催來催去，在我看來，這要麼是糊涂要麼是虛榮。糊涂在於，不明白“一味催促隻會讓孩子厭婚”這個道理﹔虛榮在於，害怕子女大齡未婚讓自己丟臉，那到底是自己的臉重要還是子女的幸福重要？活著，是為了幸福，至於何為幸福，沒有統一標准，它可以有各種形式。但如果結婚是“為了幸福而幸福”，對不起，這叫強迫症。而解決它的唯一方案就是：不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順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小蔣隨想：單身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本來不能以對與錯、應該與不應該來評價。然而，一些“好心人”卻將結婚看作是一種“成果”，忽略了果實也有甜美與酸澀的區別，簡單地認為沒結婚仿佛就是失敗的人生，這其實是對多元世界、百態人生的一種誤讀。人生是經歷的過程，沒結婚的人不代表沒有經歷過戀愛。事實上，很多單身者恰恰是經歷了情感的磕碰、生活的磨礪，越來越明白自己需要什麼，什麼是可以妥協的，什麼是自己應該改變的，什麼是無法改變的。面對自己無法改變的，恰恰是曾經交往的異性要求的，或者異性難以改變的，是自己無法忍受的，當分歧大於契合，紛爭代替了和睦，除了分手恐怕沒有更好的選擇。當然，湊合在一起也是一種選擇。但這樣的選擇也是一種隱患。在學者眼中，離婚率上升是社會進步的另類體現，但這何嘗不是一些人在理性地了斷當初的草率？一味將婚姻與幸福挂鉤反倒是一種想當然。很多人並不恐婚，也沒有逃婚，而是仍走在尋找另一半的路上。前路是未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強扭的瓜不甜”。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 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