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是發展變化的，其內部又是相互聯系的。無論改革發展穩定還是黨的建設各項事業，都遵循著事物發展規律。“有所為”就是緊緊抓住這個規律，積極和努力促進事物向好的和希望的方向發展，阻止向不好和不希望的方向發展。比如，5年來我們黨科學把握大勢，順應實踐要求和人民願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推進一系列重大工作，“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這樣的“為”是積極的“為”，是正確的“為”，是抓主要矛盾的“為”。

　　抓住了主要矛盾，就牢牢把握了事物發展方向。所以，該“有所為”時，就要“敢為”“快為”。認准的、看好的事情，毫不猶豫、毫不放鬆地去抓去干。否則，遲緩猶豫、畏手畏腳，走一步退三步，就會錯失戰機，貽誤大事，讓“有所為”變為“無所作為”。

　　“有所不為”和“有所為”，有時同樣重要。上世紀80年代，年廣久的炒瓜子作坊發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廠”，當時有人認為是資本主義剝削，把其雇工的問題反映到中央。鄧小平同志認為，放兩年再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今天來看，這樣的“有所不為”是正確的。正是這樣的“有所不為”，帶來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因此，有些“不為”，不是永遠不作為。對一些新生事物難以做出評判結論，看不清未來的發展走向和利弊時，先“放一放”，或者允許“試一試”。否則，對事物還沒有完全認識到位，就匆忙下結論，粗暴地“有所為”，其實是違反了事物發展規律，常常會起到相反的作用。看明白了，認識清了，把握了事物發展方向，再“有所為”也不遲。這樣的“不為”，實質上也是“為”。

　　而有些“不為”則是必須的。比如，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審批要堅決減掉，一些對企業不必要的檢查驗收等行政干預要堅決去除。諸如此類，通過“不為”解除對市場主體的束縛，釋放市場活力。

　　“為”與“不為”的考量，關鍵在於審時度勢。正如《之江新語》一書中《要有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一文所說，“站在戰略的高度，善於從政治上認識和判斷形勢，觀察和處理問題，善於透過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把握事物的本質和發展的內在規律……始終把全局作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全局利益為最高價值追求”。以此科學選擇，該“為”時堅決“為”，“不為”時堅決“不為”。

　　當年劉邦入咸陽，“緩刑弛禁，以慰其望”，採取的是“有所不為”。若干年后劉備入蜀，諸葛亮則“威之以法”“限之以爵”，採取的是“有所為”。“為”與“不為”殊途同歸，都深得人心，實現大治。原因就在於審時度勢：秦朝苛政，百姓苦不堪言，不為而治，順應人民的意願﹔而蜀中劉璋長期暗弱，豪強專權自恣，必須嚴刑峻法。古往今來，大道相通，“為”與“不為”皆審時度勢使然。

　　《 人民日報 》（ 2017年09月21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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