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不懈進行理論和實踐探索的結晶。它不僅在理論上豐富了經濟新常態理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書寫了新篇章，而且在實踐上開創了我國改革發展、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新紀元。2016年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充分証明了這一改革在理論框架與實施方式上的正確性，而且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我們要在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指引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和實踐創新。

　　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的積極成效

　　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補”為重點任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取得積極成效：一是構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理論框架，明確這一改革的內涵、戰略定位、基本理念、核心目標、主要方法和實施路徑，為推進改革提供了藍圖。二是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不是基於新自由主義的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而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全社會統一認識奠定了思想基礎。三是黨中央從頂層設計、政策措施、重點任務等各個層面進行科學部署，各級政府和行政單位根據中央的部署形成配套實施方案，避免了過去一些改革流於形式、難以落地、難以找到突破口的局面。四是以“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為抓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年度去產能任務提前完成，部分行業的供求關系得到全面改善，工業擺脫了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持續下降的困局，企業成本上升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企業盈利水平明顯回升。五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宣傳和戰略規劃的實施，各級政府和企業的發展理念發生了積極變化，形成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共識和合力。

　　這些階段性成果的取得，不僅証明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構建和實施方向是正確的，而且為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推進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行一年多來，在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矛盾、新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和實踐創新，應增強問題意識，著力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

　　在理論創新方面，至少有三方面的研究亟待突破。一是如何將新常態理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並在框架和范式上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全面對接﹔進而在全面規范和完善理論框架體系的基礎上，形成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和理論體系。二是當前學術界仍然存在或全盤否定西方結構性改革理論、或全面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化傾向。因此，如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正確方向，在批判的基礎上吸收西方結構性改革理論的養分，也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研究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三是對於新常態理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基本概念、基本命題等研究還不夠深入，缺乏通俗化的話語體系和表達方式。這妨礙了社會各界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准確、深入理解，在落實中容易出現“跑偏”現象。深化理論研究，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體系化、系統化、通俗化，對於繼續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實踐深化方面，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新問題。一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不夠深入，影響了改革實施效果。一些實施部門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內涵理解不夠到位，一些地方在推進改革中出現了簡單化、表象化、運動化的問題，沒有因地制宜、創造性地落實中央精神。二是過度依賴行政手段推進改革，難以形成供求自我平衡的良性循環機制。例如，在去產能方面，一些煤炭和鋼鐵企業將“去產能”簡化為“去產量”，導致很多產能存在死灰復燃的可能。因此，應更多用市場機制、法治手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是重點不夠突出。一些改革沒有抓住“牛鼻子”，效果不夠明顯。例如，一些地方在去產能的過程中沒有加強對“僵尸企業”的整頓﹔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力度不夠﹔去杠杆用力太輕﹔一些地方偏重“穩增長”而輕視“控風險”﹔等等。這些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中出現的問題，可以使我們進一步明確2017年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點。

　　以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想與行動指南

　　習近平同志在2016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大大豐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內涵，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和實踐創新提供了思想與行動指南。

　　進一步豐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體系。習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講話進一步概括、凝練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定位、本質屬性、最終目的、主攻方向、根本途徑及相關理論范疇，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內涵更為清晰、邏輯更加嚴密。一是深入分析了改革要破解的結構性失衡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目前，我國經濟面臨的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有：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久久為功的事業。二是鮮明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必須把改善供給側結構作為主攻方向，從生產端入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三是深入闡述政府與市場、短期與長期、減法與加法、供給與需求四大關系，進一步拓展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思路，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四是明確了我國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結構性調整，不是對市場失靈的簡單修補﹔又不同於我國過去以增量改革為主的改革，而是對政府與市場關系進行重構的一場深層次的全方位變革。它既需要通過結構調整以促進生產力發展，更需要通過制度改革和創新推動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綜上所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創新的根本路徑是，在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指導下，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與其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行有機對接，使之更加邏輯化、體系化﹔同時，不斷總結實踐經驗，根據實踐發展要求不斷創新理論內涵和表達方式，用通俗化的語言推動其在干部群眾心中扎根。

　　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提升到新的高度。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所論述的“穩中求進”“統籌推進、重點突破”“堅持問題導向、底線思維”、把調存量同優增量有機統一起來等思想，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論提升到新的高度。特別是將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提升到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提升到做好經濟工作方法論的高度，創新發展了改革方法論，系統回答了深化改革要處理好的重大關系和實施方法等問題。因此，2017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在穩大局、穩政策、穩預期的基礎上，有步驟、有重點、有方向地系統推進，力爭在關鍵領域有所突破。一是把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結合起來，在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准、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的前提下，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保証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二是遵循改革的邏輯，抓住改革的主要矛盾，創新改革的方法和手段。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機制體制，適時推出各項基礎性改革。減少對行政手段的依賴，更多地依靠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推進改革。例如，在去產能方面，更多運用市場手段，通過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法律法規和標准去產能﹔在房地產調控方面，擺脫對短期行政管控辦法的過度依賴，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我國國情和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與長效機制。三是既抓重要領域、重要任務、重要試點，又抓關鍵主體、關鍵環節、關鍵節點，以重點帶動全局。比如，把振興實體經濟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向振興實體經濟發力、聚力﹔在去產能方面，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在去庫存方面，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在去杠杆方面，把降低企業杠杆率作為重中之重﹔在降成本方面，加大減稅、降費和降低要素成本的工作力度﹔在補短板方面，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等等。隻有以重點帶動全局，才能實現關鍵性突破和整體性改善。

　　極大拓展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廣度和深度。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領域從去年的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拓展到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和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發展四大領域。這標志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范圍從工業領域拓展到農業領域和振興實體經濟，從單純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拓展到基礎性制度建設，從解決突出的表象性問題拓展到解決深層次結構性、體制性問題。二是進一步拓展“三去一降一補”的廣度和深度。比如，去產能要向其他產能過剩的行業延伸﹔去庫存要提高三四線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吸引力﹔去杠杆要支持企業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同時要規范政府舉債行為﹔降成本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補短板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等等。三是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基礎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發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全面深化改革的牽引作用。習近平同志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社保等領域基礎性改革。加快推進基礎性改革，才能為提高供給質量激發內生動力、營造外部環境。因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抓手就是加快推進基礎性改革，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基礎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在堅實的體制機制基礎上。例如，去產能必須與企業軟約束機制改革相聯系，與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相結合﹔去庫存必須與房地產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建設相聯系﹔去杠杆必須與金融體制改革相配套﹔降成本必須與各類成本形成機制改革相聯系，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降低宏觀稅負﹔去庫存和補短板要同推進新型城鎮化和農民工市民化有機結合﹔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與農業農村改革相聯系﹔等等。這些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直接相關的改革，最后都落腳到國有企業、政府職能、財稅金融、價格體制、農業農村、社會保障、生態文明等領域基礎性、引領性改革上。可以預見，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將極大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 人民日報 》（ 2017年05月25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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