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脖子上挂“村支書”被行拘當有下文

貴州鎮寧自治縣村民楊某因對村干部不滿，便在自家狗脖子上挂著一張十幾公分長的紙條，一面寫著“村支書”，一面寫著“村主任”。村支書老王報警，楊某害怕將紙條扯下撕碎。事情卻在村裡傳開了，村民們引為笑談。派出所民警接報后，調查認為，楊某的行為系公然侮辱他人，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對其處以行政拘留5日。（5月11日 《貴州都市報》）

與他人鬧矛盾，氣不過，心情可以理解﹔找個方式也未嘗不可，但是也要講究度，一則不能違法亂紀﹔二則應遵循道德准則。這位村民，因不滿村支書、村主任，便以此種方式發泄。自認為聰明，但卻不能不說是幼稚和愚蠢之舉。況且，當日這位支書還是先與這位村民打招呼。

法治社會需要靠法律解決，該村民被行政拘留也是咎由自取。不過，從另一方面考慮，這樣的處理方式，就能化解彼此間的矛盾嗎？尤其是，一個村子裡住著，低頭不見抬頭見，更何況村支書、村主任還掌管著村裡的大事小情，村民還會依仗著村官。拘留，必然使雙方的關系更僵化，甚至有可能激化兩家或者兩個家族的矛盾，無疑是一大隱患。

群眾為啥會對村官不滿？盡管新聞中沒有說，但是身處其中的人必知道內情。村支書報警，本無可厚非。但是，這其中的“疙瘩”解不開，也是不稱職的。面對該村民的“無理取鬧”，除去“斥責”與“報警”，有沒有反思自己的行為？如果，借機敞開天窗說亮話，或許就能化解干戈。畢竟，該村民的“錯誤”，並非是無法饒恕。

再者，當地的派出所介入后，有沒有進行調解，還是就一味地“公事公辦”？相比於普通群眾，村支書、村主任與這些部門的關系更親密。在法律的框架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基層的“處事哲學”還是很有必要的。動輒就以“拘留”“罰款”治人，不是做好群眾工作應有的“做派”。

筆者以為，狗脖子上挂“村支書”“村主任”字條，雖沒有“指名道姓”，但是也給涉事的村支書、村主任，帶來了“不良”形象﹔對該村民進行教育、懲治很有必要。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祛除群眾心中的怨氣，這遠比拘留人更重要。一個村子是一個“大家庭”，村裡的任何一個人出了事兒，“當家的”都脫不了干系。

因此，狗脖子上挂“村支書”“村主任”被行拘，不僅是一堂法制課，更是一堂干群關系課。如何做好群眾工作，需要的不僅僅是依法辦事，更需要的是以群眾的思維紓解種種問題。故此，這樣的事件當有下文。如何去做，恰恰體現的是，相關部門及村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