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和司法機關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但兩者實現目標的路徑大為不同

　　今年全國兩會上，“內蒙古農民王力軍無証收購玉米案”被寫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這起案件最早由媒體報道引發社會熱議，繼而引起上級司法部門關注並最終再審改判。

　　近年來，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許多案件成為輿情熱點后，不僅個案本身最終得到公正處理，有的還影響了立法、司法。例如，孫志剛案直接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廢止﹔聶樹斌案確立了對歷史遺留案件糾錯的証據規則。

　　然而，媒體與司法的關系呈現出的並不全是良性互動，有時也有“輿論審判”帶來的被動。彭宇案中，媒體一邊倒譴責摔倒的老太太，而讓“做好事反被訛”一度成為社會道德滑坡的標簽，多年后，媒體才披露，彭宇確實撞人，但因案件是調解結案，調解書依法不需要公開，所以真相不為人知﹔唐慧案中，連篇累牘的煽情性報道，讓公眾對涉案被告人深惡痛絕，好像“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憤”，好在最高法堅持法治標准，沒有核准死刑判決。

　　這些案件，引人深思：如何把握輿論與司法的關系？怎樣才能實現媒體與司法的良性互動？應該說，媒體和司法機關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探尋事實真相，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但兩者實現目標的路徑大為不同，媒體是通過把案件放在聚光燈下，讓公眾評說，從而達到輿論監督的效果﹔而司法是依照法定的程序，根據事實、証據和証明規則得出結論。處理得好，輿論監督可以為司法機關“查漏補缺”，達到匡扶正義的目的﹔處理不好，輿論審判可能損害司法公信力，徒增矛盾糾紛解決的成本。

　　把案件放在聚光燈下，不是壞事。案件辦得對，輿情熱點就變成了一次全民普法教育﹔案件辦錯了，這就是一次改正錯誤、回歸公正的良機。因此，輿論監督不僅是必要的，對輿論監督還應該有充分的雅量，給予尊重鼓勵。司法機關依靠司法公開，充分釋法說理，堅持實事求是，堅守法治定力，重視輿論而不為輿論干擾，才能真正維護和提高司法公信力。

　　同時，也應看到，輿論監督更加規范，公共討論更加理性，少一些先入為主、多一些証據意識，少一些急不可耐、多一些程序觀念，才能讓司法機關少一些法律以外的壓力，才能讓公平正義來得更從容些。

　　《 人民日報 》（ 2017年03月29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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