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創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良好局面，逐漸形成了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正確義利觀及國家總體安全觀等一系列重要理念，並創造性地展開了“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建設、絲路基金設立等重大外交實踐。對這些思想、理念和實踐進行系統的理論總結概括，進而形成持久支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成為當前學術理論界的重大課題。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關鍵詞有二：一是大國，二是中國特色。這表明，隨著迅速發展的中國逐漸走近世界經濟舞台中央、國際政治舞台前沿以及全球安全領域的敏感地帶，新時期的中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需要我們從變化了的身份、角色、地位，也就是從大國視野出發進行頂層設計、利益界定、戰略規劃，形成具有大國風格和大國氣派的國際關系理論。以大國關系理論為例，有段時間在談及中美關系前景時，一些學者往往陷入西方學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中。但實際上，簡單得出崛起國與霸權國必然走向沖突的結論，以一種歷史宿命論的方式將中美關系引入一場全面的競爭博弈中，其立意消極、取向負面，用以指導實踐更是行不通。今天，中美關系已經呈現出與以往大國關系不一樣的特色，簡單套用西方大國關系理論來解析中美關系的未來必然會漏洞百出或者走進死胡同。對此，中國學者應拿出自己的大國關系理論框架，使之既有中國特色又有時代意義，更具有世界影響。

　　近年來，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形成了一批厚重的理論成果，對指導中國外交實踐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應看到，目前許多有關國際關系的論述仍停留在對一些理念、方針的闡釋上，從深層學理層面對新型大國關系和新型國際關系進行理論探討者還不多。

　　當前，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大量錯綜復雜的現實問題亟待尋求破解之道，由此又凸顯出基礎知識積累和戰略思維不足的短板。比如，涉及“一帶一路”相關區域的國別研究，涉及東海、南海的國際法、歷史檔案研究，涉及“走出去”戰略的中東、非洲、拉美研究及海外利益保護研究，以及其他如氣候變化、能源、極地、金融、非政府組織、民族宗教、反恐等方面的研究，都還滿足不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需求。

　　當然，夯實理論基礎、提供智力支持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它需要國家的重視和投入。目前來看，政府層面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力度空前，建成了很多新型智庫、國別研究基地等研究機構。與此同時，如何防止智庫建設的急功近利傾向，解決有“庫”無“智”的狀況，也是必須認真應對的問題。要將政策和資金支持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益智”成果，還需要在體制機制上提供動力，使研究人員能夠輕裝上陣、心無旁騖。另一方面，研究人員本身也需要耐得住寂寞，既把學問做深、又把立場站穩。畢竟，那些能夠切實為新時期中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提供智力支持的理論成果，必須經過深入思考和反復打磨，絕不可能是“快餐”和“炒冷飯”式的研究。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需要在豐富的外交實踐中不斷發展，進行既前瞻又務實的理論建設，形成自己的基本架構，整合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體系，並努力增強國際影響，提高國際話語權。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

　　《 人民日報 》（ 2017年03月27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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