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技能大師年薪近20萬元高嗎？

首席技能大師年薪近20萬元高嗎？

背景：近日，央視以《揭秘金藍領：吊起“中國高度”的人》報道了一些藍領故事，其中獲得過“全國建筑裝飾業技術能手”“湖北省五一勞動獎章”“湖北省首席技能大師”、被稱為“鑲貼大師”的陶猛，年薪已經將近20萬元，收入超過許多城市白領。

廣州日報發表練洪洋的觀點：時下收入較高的建筑工人、月嫂、快遞員等這些工種，或勞動強度大、非常辛苦，或專業門檻較高、需要技術技能，或兩者兼而有之，既辛苦又要技術，哪怕你吃得了苦，也未必有技術，不服不行。在“藍領工人”吃香的德國，技工待遇很高，比一般辦公室文員和秘書收入還高。一個清潔工一年收入約4萬歐元，而普通辦公室白領一年收入約3.5萬歐元。在澳洲，零經驗的技工的年薪可以達到15萬澳元（超過70萬人民幣），擁有一年以上工作經驗的木工，年薪可以達16萬澳元。就社會導向而言，受傳統觀念影響的國人對待謀生、就業這樣的人生大事，很多仍然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是“學而優則仕”，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體力勞動的職業榮譽值一直被嚴重低估。培養“大國工匠”，一在培養，以職業教育為主戰場﹔一在引導，輿論引導之外，更在制度引導。收入分配、職業晉升、繼續教育等配套制度慢慢跟上來，社會的職業觀念就會慢慢改變。

小蔣隨想：一個“全國技術能手”、“首席技能大師”年薪將近20萬元高嗎？別說和金融從業者比了，就是和許多自嘲“碼農”的程序員比，也不算什麼。報道還說，陶猛的收入超過許多城市白領，這種比較本身就蘊含身份高低意味。說實話，社會對於能工巧匠的尊重（包括身份地位、職場價值）遠沒有達到其應得的高度。這既與“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舊觀念有關，又與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體力勞動者（尤其是粗加工、技能不強的勞動者）供給充沛有密切關系。上述認知作為一種固化思維，還妨礙著高水平技工的培養，影響著本就稀少的能工巧匠的社會認可度。中國正進行著經濟轉型、產業升級，亟須大量高水平的技術工人，有關人才的供給卻嚴重不足。不得不說，市場具有糾偏機制，“人以稀為貴”是一種必然，我們有理由相信“全國技術能手年薪近20萬元”不是終點。薪酬不是萬能的，但它的導向性不言而喻。

建議恢復留級制，仍是惟分數論成敗

背景：北師大副教授錢志亮建議恢復小學留級制度。在他看來，孩子的“年齡”有三個，分別是自然年齡（日歷年齡）、生理年齡和心理年齡，並不是所有小孩的這三種年齡都是同步發育的。一些孩子並不是學不會，而是需要更多的時間，他希望通過“留級制度”給這些孩子一年的緩沖時間。

華商報發表楊鵬的觀點：“義務教育階段不許留級，不提倡跳級”，這在全國范圍內已是通行做法。因此，呼吁恢復“留級制度”絕對算不上主流聲音，甚至還可能被視作標新立異、博人眼球。要承認，恢復“留級制度”，理論上更尊重教育規律，也更加尊重人的成長規律。不過，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媒體幾年前也曾討論過“留級制度”的利與弊。弊端主要有二，一是，留級的往往是差生，留級生在新環境裡如果被孤立，反而更容易讓差生自暴自棄。再就是，在教育資源緊張的局面下，留級會讓一部分學生重復利用資源，形成了“不公平競爭”。應試教育有一籮筐的弊端，有太多的“不尊重”需要糾偏，要不要恢復“留級制度”並不是當下最緊要的教育議題。特別是，當優質教育資源分布嚴重不均衡，導致教育不公平，遠遠比要不要恢復“留級制度”更讓老百姓焦慮不安。不過，錢志亮副教授針對不同孩子身心發展水平的差異，而建議不要隻用日歷年齡作為孩子入學標准，倒是值得各地及相關部門重視。

小蔣隨想：我上小學那會，班裡就有一個留級的女生，她比其他同學高半個頭，學習成績是不理想。很多同學直接喊她“留級生”，她低著頭，紅著臉，不回嘴。回想起來，那個女孩肯定自卑，在班裡的處境挺悲催，老師對她愛搭不理。無論願不願意接受，孩子就是有聰明的，有不太聰明的，有擅長學習的，有不擅長學習的。但是，目前的教育體制就是惟分數論“英雄與狗熊”。那些學習成績不佳的孩子，很難受到老師的待見，在同學中沒啥“好形象”，他們的家長不可能“有面子”。基於上述現實，指望讓孩子留級一年就“脫胎換骨”，恐怕是想當然，此舉反而會加重孩子的心理負擔與“負面形象”。相信這也是“義務教育階段不許留級”成為當下通行做法的原因。真正的素質教育，應當是基於發掘孩子的不同潛質，進而因材施教，培養個性化的素質，而不是以分數為“萬能”，抵達這一目標固然存在各種掣肘，但理念與大方向是不錯的。恢復“留級”不過是在惟分數論上打轉轉，不但沒有新突破，還有返祖之嫌。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 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