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綜藝“清流”因何滌蕩人心？

“你知道，我愛祖國，所以愛你。你是我那一時代現實極了的高山，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在《見字如面》節目中，當演員王耀慶讀出上世紀八十年代，黃永玉致曹禺信中的這句話時，文字的熱烈與真摯，打動了無數觀眾。

“朗讀，在於傳播文字﹔人，在於展現生命。將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關注的文字完美結合，這就是朗讀者”。董卿在《朗讀者》節目的開頭說出這樣一段話時，其優雅、知性已迷倒眾多粉絲。

近日來，《見字如面》《朗讀者》《中國詩詞大會》等多檔文化類節目就以這般驚艷的表現登台亮相。這股被稱贊為“清流”的文化現象，到底會曇花一現，還是將開啟中國綜藝節目的多元化形態？

參差多態才是文化節目的健康生態

“各位選手的詩詞積累讓人佩服，題目的設置考慮了觀眾的參與度，無論是業余愛好豐富生活，還是參透深意提升人生境界，節目能引發人們重新拾起詩詞的沖動，這是一件好事。”從事多年中學語文教育工作的王麗娜表示，看到《中國詩詞大會》讓她很驚喜。

這檔讓才女武亦姝走紅的文化節目，也讓詩詞本身走進大眾。繼《中國漢子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等央視系列文化節目之后，該節目讓文字類節目的熱播好評如潮。

去年年底，台網同播的《見字如面》，又讓朗讀類節目進入觀眾視野，引發不少震動。

“無意間看到這個節目，看到張國立、王耀慶的深情而精湛的朗讀，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然后，真的有熱淚盈眶的感覺。”在北京一家証券公司上班的白領馬世杰說。

2月19日，《朗讀者》的總導演劉欣，在朋友圈裡轉發了一條微信，內容是《朗讀者》欄目在豆瓣網獲9.5分的高分。他在配文中寫道：為了那些值得銘記的感情，為了那些理應受到關注的文字。

業內人士指出，近年來，包括各類真人秀、親子秀、相親節目等綜藝節目呈現出爆炸式增長，在受到一些觀眾追捧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同質化、泛娛樂化趨勢，而這為當下文化類節目的爆發提供了契機。

面對文化類節目的集體走紅，《見字如面》總導演關正文，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評論：“一條街上如果隻有一家飯館，這家飯館的生意肯定不行。如果是飯館一條街，可能大家生意都好。這是一個行業的生態。”

在關正文看來，包括各種娛樂節目在內，從不同層次共同滿足觀眾需求的娛樂努力，都是一種生態，文化節目也開始產生了某種生態，因為它有了一定數量上的積累。

“但在視頻節目整體佔比上，我覺得文化節目的數量，其實遠遠不足。文化類熱播節目，還是鳳毛麟角。”

同時，他認為，這些文化節目現在已經開始出現了滿足不同層次的文化消費需求的一種努力。

“有一些節目更能滿足大眾的情感需要，有一些滿足知識傳播型的，也有一些趣味性的，還有一些是智慧型的等。它們屬於有不同的層次，這些層次最終合成一種叫文化傳播和傳承的景觀。各種層次沒有所謂高低，大家都應該去努力，生態越豐富，產品成長的可能越健康。”

從傳統文化遺產中獲取生命力

有評論指出，《朗讀者》和《見字如面》生逢其時，它們成功激活了公眾對傳統文化的那股無處釋放的熱情。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孫佳山看來，要理解文化節目走紅的當下，必須了解中國綜藝節目模式的變遷過程。這一現象的出現，並非偶然。

孫佳山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此前的中國綜藝節目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港台模式、歐洲模式、韓國模式。” 在上世紀90年代末，《正大綜藝》《綜藝大觀》，這種大聯歡模式的綜藝節目，是中國內地引進港台綜藝節目模式的發軔。

“1999年，是我國綜藝節目第一個歷史節點。當年，省級電視台開始全部‘上星’，由於成本高、競爭壓力大，中國綜藝節目市場開始火了起來。這一階段以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為代表，包括后來央視的《幸運52》《非常6+1》等。”

第二階段，從“超女”到“中國好聲音”，這一階段的綜藝模式是從歐洲引進來的。而第三階段諸如“跑男”、“爸爸去哪兒”等真人秀節目模式，則主要來自韓國。

“港台模式很快過時了，而‘選秀式’的歐洲模式最大的缺點是規則比較死，每個人都有比較固定的角色，嘉賓發揮的空間有限。和前者相比，‘真人秀’模式的劇本沒那麼死，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和大創作空間。”

從《見字如面》《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等開始，我們的節目模式開始與中國觀眾的基本價值認同符合，開始從中國古代文化資源、文化遺產中獲得生命力。“通過很接地氣的節目制作方式，觀眾很好接受，這自然就能火起來。既不像港台的‘嘻嘻哈哈’和歐美綜藝選秀模式的條條框框，也不像韓國節目模式的徒有熱鬧。”

在孫佳山看來，文化類節目走紅的背后，體現的是當下的節目模式在“情感結構、價值觀念、文化認同上與觀眾的貼近。”

而這種端倪，此前就已經出現。

《見字如面》的導演關正文，同時也是此前廣受好評的《中國成語大會》《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的總導演和策劃人。他告訴記者，“從《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當時取得漂亮的社會反響中受到啟發，盡管當時並沒有什麼節目上的解決方案，但是我也覺得，能有機會把豐富的漢語語言寶庫打開並傳播，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開啟中國原創綜藝節目新時代？

實際上，中國綜藝節目自身發展的現實，也在倒逼綜藝節目模式上的創新。孫佳山認為，和此前三種模式不同，近期的文化類節目，可以被看成是綜藝節目發展的第四種模式。“這一階段是中國真正原創綜藝節目的階段。”

與此同時，以傳統文化為內核的節目的熱播，也在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以《中國成語大會》為例，接力出版社出版的該節目的衍生的系列出版物，也獲得了不俗的銷售表現。

“盡管節目的影響力會帶動相關出版的銷售，但出版物實際上是在節目之外的另外的一條河流中用了更適合閱讀的形式進行文化傳播。實際上，大家在一個大的傳統文化領域上，分別用各自的專業角度做傳播。”

“文化節目能夠突破傳播的瓶頸，然后走入大眾本身，現在來看還是多少有點令人意外。市場並沒有天然建立起對文化節目價值的那樣一種信任和更符合市場規律的評價。因為，我覺得市場收益，必然是之后出現的。”

關正文表示，文化類節目應該是更看重長遠的，比如說它的節目生命力更長，產生效益的周期更長。獲得效益的可能性，需要逐漸開發。從另外一種角度講，文化類節目實際上不僅僅是一種情感的堅守，或者是簡單情懷的問題。“任何有價值的題材，如果沒有真正實現規模化傳播的話，實際上作為我們節目生產人來講，你的工作的價值就是非常有限的。”關正文更期待激發觀眾自身的感受和思考，“因為這恰恰是文化綜藝給大家提供的娛樂的快感”。在關正文看來，“一檔文化節目的價值，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它的認知價值核心對現代人的啟發，一種對活躍的思想狀態和感知狀態的啟發。”

同時，孫佳山認為，面對這些可喜的現象也不必過度樂觀。“中國平均文化工業發展水平相對還是比較弱的，剪輯師、分鏡師，甚至節目的劇本等，我們的綜合技術能力仍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