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始於金融、經濟領域，並逐步蔓延到政治、社會各個方面。從影響程度和范圍看，這場危機當屬近百年來最嚴重之列，對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激發人們思考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的深層次問題。

　　新一輪資本主義危機突出表現為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

　　此輪資本主義危機雖然發端於金融領域，但突出表現在債務問題上，由此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幾乎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權債務負擔率（主權債務佔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勢：大部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超過了60%的國際警戒線，不少國家甚至超過了80%甚至90%的高壓線。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債務危機早已有之，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幾乎同時陷入整體性、系統性的債務危機，卻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新表現。

　　造成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債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紀70年代美元與金本位制脫鉤后，金融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導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脫節。美元扮演的國際貨幣角色，使其在國際貿易中維持長期逆差，這就進一步使生產與消費發生分離。跨國公司的貿易迅速擴大，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諸多產業向外轉移，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政府的稅收。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領域普遍實行高福利政策，而多黨政治體系中政黨政策的短期性以及政黨的勝選需要，又從體制上助長了福利擴張和財政透支。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

　　缺乏節制是資本主義債務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資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現實生活中市場信息不對稱、不完全、不確定是常態。在缺乏法律和制度制約的情況下，市場主體特別是佔有信息優勢的一方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會故意隱瞞相關信息，或者採取投機、欺詐行為，從而對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損害。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累積起來，就會破壞市場正常運行，甚至產生信用危機和經濟危機。有人將20世紀70年代后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狀況形容為“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這與我國古代“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節制財政思想截然相反。這種狀況自然無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導致債務危機。

　　新一輪資本主義危機暴露的深層次問題

　　債務危機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巨大而深遠。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但國家公共開支的劇增同經濟復蘇乏力、稅收減少的矛盾，反而導致政府債務的進一步攀升。隻要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低於債務膨脹速度，國家支出與國家稅收之間的結構性缺口必然導致債務問題越積越重。長遠來看，降低政府債務水平應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但這必然降低民眾生活與福利水平，進而加劇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導致社會沖突不斷。為了緩解債務危機，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增稅來平衡財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財團的巨大阻力。如此一來，這些國家就陷入“兩面不討好”的尷尬境地。

　　債務問題使人們開始懷疑通過國家調節來避免資本主義危機的傳統方案。實際上，債務問題大大削弱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應對危機的能力，這是新自由主義“去國家化”“最小政府”經濟思潮盛行的必然結果。這一輪資本主義危機暴露的不單單是市場失靈，還有嚴重的政府失靈。大部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應對危機時所表現出的焦慮、慌亂和失序，反映了這些國家因財政狀況惡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同時也成為危及當今世界穩定的不確定因素。

　　這一輪危機標志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在褪色。二戰后，西方幾代理論家苦心包裝的所謂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價值觀，既在其國內遭到質疑和反思，又在國際上遇到越來越多的抵制和阻擊。曾經被宣揚為一些西方大國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價值觀和制度資源逐漸流失。危機之下，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選舉政治、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對外政治中的表現，讓人很難將其與人類理想的政治文明聯系在一起。因此，這一輪危機對全世界來說，還是一場生動的政治制度教育。主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制度體系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相互掣肘、漫天許諾、彼此否決、分裂對立等現象，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反思這種制度體系的合理性。

　　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的新契機

　　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性危機，促使人們深入思考資本主義體系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矛盾，為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打開了新空間、提供了新契機。

　　資本主義在其擴張過程中，構造了一個包括中心和外圍的體系，使其可以將發展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幾乎不受限制地轉嫁到外圍和邊緣。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對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產生嚴重的消極外溢效果。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必然在國內和國際產生更大的不平等，這是資本主義運行過程中固有的成本社會化和利潤私人佔有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並不具有在內部消化危機和壓力的能力，它隻有不斷通過成本的外部轉嫁才能維持運行。這與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價值理念是背離的。近年來，那些堅持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國家獲得了更多的政治、經濟能力以抵御外部干涉和危機轉嫁。這表明，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正在發生積極變化。

　　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如果縱容一些國家將內部成本轉嫁給別國承擔，或者對此類現象束手無策，這樣的體系就不可能公正，也很難持久。正因如此，國際金融危機后應運而生的二十國集團，取代過去的七國集團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然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系統性債務問題，使得其承擔世界經濟政治治理責任的信用和能力受到質疑。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為許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抵制力量。構建國內制度體系和世界治理體系相互適應、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觸、相互沖突的國際秩序，成為人類在探索更好社會制度道路上面臨的重大課題。

　　在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維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國制度體系在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上的積極作為，為世界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有益借鑒。中國始終將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放在世界格局下來考慮，通過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同時推動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以更好地服務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這是一種促進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良性互動的制度方案，它解釋了中國為什麼能以內部制度創新的方式消化壓力，而不是像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通過對外擴張、搞殖民地的方式實現國家富強。中國很重視將合理的國際方案通過國內發展規劃予以認真落實，這種國內制度和國際制度保持協調的方式，是中國制度體系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它與資本主義國家分權制衡的制度體系在對外關系上的邏輯迥然有別，為推進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系變革拓展了富有啟發性的新視野。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7年01月22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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