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曝光“黃賭毒人員”於法有據？

警方曝光“黃賭毒人員”於法有據？

背景：貴州省黔東南凱裡警方在街頭張貼了一份“曝光榜”。榜上收錄了10名違法人員信息，對姓名、人物頭像等作了部分處理，他們被曝光的原因絕大部分是嫖娼，少量涉賭和涉毒。當地警方負責人表示相關執法有法律依據，如果當事人有異議或不同的意見，可以去咨詢律師或去法院起訴。

新京報發表林翰的觀點：嫖娼、賭博和吸毒均屬於《治安管理處罰法》所規定的一般違法行為。《治安管理處罰法》僅規定，公安機關決定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應當及時通知其家屬，卻並沒有賦予公安機關向公眾公開違法者個人信息的權力。該法更明確要求，公安機關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對個人隱私應當予以保密。公安部在2010年也曾下發通知，進一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在查處賣淫嫖娼違法犯罪活動時，要堅決制止游街示眾等有損違法人員人格尊嚴的做法”。反觀凱裡警方張貼的“曝光榜”，雖然對違法者的姓名、頭像作了部分馬賽克處理，但旁觀者結合所公開的違法者所在鄉鎮、年齡、遺留姓名、頭像信息，不難查到違法者究竟為何人，對於違法者的熟人而言，更是一眼能夠識別他們的身份。這實際上已經和對違法者進行游街示眾並沒有多大區別，不僅於法無據，更施以了法外之罰，掩飾違法侵權本質。

小蔣隨想：對於違法人員，必須以合法手段懲處，違法人員也有受法律保護的權益。如果警方以違法的方式“處理”違法人員，既是執法違法，又不可能起到良好效果。這樣的“曝光榜”，反映出一種畸形的“審丑情趣”，它試圖通過羞辱違法人員，獲得某種道德優勢。雖然它具有以儆效尤的可能，但偏離了文明執法的底線。對違法人員信息進行簡單模糊處理，好似一塊遮不住羞處的遮羞布，榜上的“他們”究竟是誰，反倒會勾起一些人的猜測欲與柯南心。更令人擔憂的是，警方不承認“曝光榜”涉嫌違法，還聲稱有異議可以去法院起訴，不正視並逃避問題，今后會否出現更嚴重的執法違法？“打鐵還需自身硬”，“硬”要體現在拒腐防變，不能“硬”在有錯不改。

紅頭文件定彩禮，理性還是任性？

背景：河南濮陽台前縣下文件，對紅白事標准進行了明確要求，要求彩禮總數控制在6萬元以內，不執行要被懲戒。

錢江晚報發表陳進紅的觀點：法無禁止即可為，彩禮送多少，酒席擺幾桌這是因人而異的家庭私事。這種限價令在農村怎麼實行，“懲戒”二字如何執行？且不說彩禮多少因人而異，就算遏制住表面的攀比之風，也堵不住私下的交易。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婚喪大操大辦，政府傳達的價值觀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以紅頭文件規定干預民間正常的婚俗是否恰當有待商榷。公權力的手在倡導精神文明建設上，宜疏不宜堵。如果只是寄托一紙紅頭文件就希望移風易俗，遏制紅白喜事的大操大辦風氣，是否有懶政之嫌？一通文件告示貼下去，抓個典型樹起來，以“要求”來代替說服引領，用“懲戒”代替交心，這樣簡單粗放的行政管理手段是否能真正起到貫徹精神的作用，讓老百姓感受到新風氣新風尚？風成於上，俗成於下。農村黨員干部更要起到先鋒模范作用，不收彩禮，為村民做出榜樣。以宣傳教育示范等方式，引導群眾移風易俗，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予以強制，這樣才有說服力。

小蔣隨想：婚姻開銷包括多個方面：婚禮酒席是一項，男方給女方家的彩禮是另一項，還可能需要購置婚房甚至私家車。這之中，有風俗問題，有攀比因素，有丈母娘的需求，還有生活保障考量。涉及多種現實訴求與心理糾結，使這一問題不是說句“勤儉節約”就能解決的。生活中，也有青年男女選擇“裸婚”，這絕不是懾於或服從政令，而是情投意合下的沒錢也要在一起。地方政府發個紅頭文件，就試圖控制民眾的彩禮數額，表現出發文者的隨意性，折射出自以為“文件萬能”的任性。且不說公權干預私權的合理與合法性存疑，物質人類還可能不管這一套。舉個極端點的例子，去年某對明星夫妻的盛大婚禮據說花費2億元，怎麼“正確引導”，如何“依法懲戒”？事實上，絕大多數老百姓還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某些“打腫臉充胖子”需要改觀，但絕不是靠掄“權力大棒”。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 客觀、理性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