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個人求助之所以引發了陣痛，是因為沒有發揮法律的社會行為疫苗作用，還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沸沸揚揚的“羅爾事件”，幾經反轉之后，當事者將部分微信用戶贈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戶零錢包，但事情並沒有結束。一部分人繼續深挖羅爾的各種歷史，吐槽他的求助資格乃至人品﹔還有一部分人在收到退款之后，再找到羅爾的另一篇文章，重新打賞給笑笑，很快上限又滿了。

　　很難評判哪一種做法是對的，因為人們接受的是不同的“真相”，而且都有道德上的正確依據。有時候，我們的道德觀念具有復雜的內涵，這一方面能夠讓各種不道德都及時遭受譴責，另一方面則是導致做好事的人要盡量高尚，被幫助的人必須很無辜，這客觀上抬高了道德行為的成本，讓人們的洶涌愛心潮水無法安靜地引向需要的地方。

　　除了針對道德話題的激烈爭論，輿論中自然地出現了要求法律出面來管，要求法律跟上時代變化的呼聲。“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這句名言人人皆知，但在包括“羅爾事件”在內的不少案例，都是在道德進退維谷之后，才想起來用法律來找底線，而不是先用法律定好空間，剩下的事情交給道德。很多人在國外都填過各種資格申請表，“你是否吸過毒”“你是否有酗酒史”……這樣的問題看似簡單，但實際上這種預設的條件，是獲得相對信任的前提。而且一旦出事后發現有隱瞞，法律就可以嚴厲地出面解決。

　　法律確實具有滯后性，但是也有強大的確定性。“羅爾事件”發生后，很多法學專家提供了細致的分析，從慈善法對個人募捐和個人求助的區分，到民法、合同法、刑法對欺詐的定義和處置，可以說，現行的法律其實是夠用的，只是我們沒有主動加以運用。很多不夠規范的個人求助，之所以最后引發了社會信任的陣痛，根本上是因為沒有發揮法律的社會行為疫苗作用，沒有把“丑話說在頭裡”，最后還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發起求助的個人、發布求助的平台，都是有法律責任的。特別是相關平台，作為相對更有能力、更有義務的相關方，應該主動地去適應新法新規的精神。實際上，在慈善法開始實施的9月，國家四個部門還曾推出《公開募捐平台服務管理辦法》，明文規定個人為了解決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難，在各種平台上發布求助信息時，平台應當在“顯著位置向公眾進行風險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屬於慈善公開募捐信息，真實性由信息發布個人負責”。各類平台如今都在爭搶注意力、使用習慣、用戶黏性，對內容提供傾向於從寬。然而，如今公眾其實更需要可以簡單核實和信任的內容，從而可以傻傻地去愛。即使一時做不到，也可以像《管理辦法》所要求的，對信息風險進行必要的提示。看不到這一點，就看不到平台下一步的發展未來。同樣，對於各級治理者來說，以傳播平台、社會組織為重點，把現有的法律充分用好，也是需要跟上的課題。

　　我們還是要對自己的道德水平有信心，更應該了解自己的法治進步。電影《烈日灼心》中，警察伊谷春說過：我很喜歡法律。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種強制性的修養。給道德與法律一個清晰的邊界，讓法律的歸法律，讓道德的歸道德，很多事情就沒那麼復雜。當法律分解掉不必要的社會協作成本，道德自會去洗刷人們的內心。

　　《 人民日報 》（ 2016年12月06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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