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暨剛破獲的一起盜竊案因為案值很小，但執法的成本很高引發了網友吐槽。雲南人沈某在諸暨店口鎮打工，前一陣子在一戶人家偷了2隻香蕉幾十塊錢，幾天以后又在一家小吃店和停車場偷了幾十塊錢。警方在接到報警后一直沒放棄追捕，最近連夜趕赴雲南，將人抓了回來。

　　警方千裡抓蟊賊，一種說法是不值，為了區區一百元，有必要大動干戈嗎？有人則拿出了一些所謂的大事提醒警方，這個社會上還有很多遠比一個蟊賊更需要警方去做的事。

　　以量入為出的經濟賬來衡量，執法活動很多都是不值。沒偷走多少錢，可抓個人卻要跑這麼遠，光路費就要遠遠超過案值，還要貼上人力物力，簡直虧大發了。但執法不能簡單地用金錢衡量，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無價之寶，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任何東西都可能貶值。而且違法必糾，這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因為法律的規范和執法的嚴明，會讓更多的人敬畏法律，也會讓更多的人在違法成本面前望而卻步。

　　網友們算的是經濟賬，而社會還有更大的賬本。沒有那麼多犯罪，就無需設置龐大的執法機構，大家都謹守行為邊界，管理部門也就無需疲於奔命。所以一個良好的社會必定是高度自治、高度自覺的，而不是依賴於龐大的執法機關維系。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說的就是這種天下大同的理想，隻不過在古代更多地要依靠道德，而在現代社會，我們有了更強大的武器，那就是法律。哪怕隻偷百元也要法辦的明示中，是法治精神的彰顯。

　　違法行為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理，社會行為模式得不到及時糾正，時間一長，小錯釀成了大錯，以至於積重難返。這種破窗效應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國人在風景名勝的刻字陋習，大家都深惡痛絕，但一說到追責，又很少有人願意當回事去做，最后陷入一種無可奈何、無計可施的窘境。而這恰恰推高了社會治理成本。

　　可是如果我們真真切切地管上幾回，罰上幾次，就會形成另一種正向的效應。杭州的斑馬線禮讓行人，到過杭州的人沒有不說好的，但這樣的習慣的養成有賴於杭州市民過硬的文明和素質，也一樣離不開對不禮讓的嚴格處罰。這種嚴格的執法，短時間內可能會加大執法難度、增加執法成本，但長期看就會降低執法成本。

　　從千裡抓蟊賊，公眾期待的是一種違法必究的決心和一以貫之的堅持。這種期待也不僅限於社會治安方面，也包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貪腐零容忍、對造假零容忍、對知識產權侵權零容忍、對不文明行為零容忍，在全社會都形成一種尊重法律尊重權利的社會治理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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