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為証、法律為鑒，深圳寶安警察“強制傳喚”兩名逛街女孩的過程，是非明了，連基本的爭議價值都不存在。所以寶安警方向媒體公布的調查處理結果是，當事民警向當事人道歉，並被停職。

　　寶安區公安分局局長周兆翔表示向兩名當事人賠禮道歉、向全社會道歉后說，“看了視頻，反應就是兩個字‘憤怒’”。“如果當事人是我，是我的家人，我能平靜嗎？講一千個一萬個道理，對人造成了傷害，除了不文明，還有羞辱人格。”

　　警方能夠這麼處理，局長能夠說出這番話，公眾一顆顆憤怒的心，也就基本平息了。它表明，執法部門的整體法治觀念、是非觀念，是端得正的﹔自身出了問題，是有糾錯能力的。因而民眾覺得公信力還在，底線還在。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最有力、最有效的輿情反應和危機公關。

　　然而與近年來公安部門幾次涉及大的輿論風波一樣，即便一眼就能明辨的是非，總有“洗地”的聲音嘩嘩出現。深圳娃娃魚事件如此，雷洋案如此，寶安強制傳喚事件同樣如此。

　　深圳寶安強制傳喚事件發生后，可能出於對自身隊伍形象的呵護，或者出於輿情處置的工作需要，警察隊伍中一些成員，依然不忘給自己的隊友臉上貼金。雖然在有視頻有聲音的真相面前實在找不出太多的閃光點，但僅以態度“有瑕疵”來否定整個執法過程中的過錯，希望將黑的說成白的，死的說成活的。這與當事公安機關對事件回應的基本態度，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聲音，也給社會造成了警方內部法治觀念的錯亂印象。

　　用規范的標准看，哪個部門、哪項工作，多多少少難免會有瑕疵，但寶安公安這一次，已經給社會投射出幾近恐慌的心理陰影。可以說，洗地者嘴裡的“瑕疵”，實際上在旁觀者眼裡已經接近邪惡。這也是寶安區公安分局局長能夠直接反應的是“憤怒”、能夠把自己當成當事人和家人來感受的關鍵所在。

　　反觀那些自以為神一樣的隊友，表面上是在為警察隊伍的形象貼金，實際上在輿情危機中表現出智商與法治觀念的嚴重“缺氧”，是在給公安隊伍的形象抹黑。民眾是希望看到警察隊伍用正確的三觀來糾錯，看到這支隊伍的自淨能力和自律狀況，從而化危機感為安全感。偏偏這些洗地者，總能在社會面對警察不規范執法所反應出的正常三觀中，反而找出民眾的“瑕疵”，不惜在鐵板釘釘的事實面前抵死不認錯，結果讓官方正式的道歉、正確的處理效果，反而打了折扣。

　　公安機關干部執法規范法建設，是頂層設計與民眾期待的最強和聲。然而每次不規范執法或者自身形象遇到社會質疑時，警察隊伍中的埋怨、辯解、不滿的聲音，卻是這個和聲中最不和諧的雜音。它一方面反映了執法隊伍處理輿情時，還有著不按法律法規的標准而硬掰手腕的“陣地戰”思維，另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執法人員對於執法權力被關進法律制度籠子，有著習慣性的抵觸，對既往隨心隨性的執法權力有著不願罷手的貪戀。

　　有錯必糾，警察隊伍的整體形象總在那裡﹔有法必依，公安隊伍的戰斗力總在那裡。在嚴格的法律規范面前，執法隊伍的形象，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都抹不黑。能夠抹黑的，隻有執法隊伍裡極少數害群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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