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馮唐翻譯出版諾貝爾獎詩人泰戈爾《飛鳥集》，因譯文問題引起一番爭議。這原本只是一場茶杯裡的風暴，不料因學者李銀河一句“馮唐的譯本是《飛鳥集》迄今為止最好的中文譯本”，遂使“戰事”升級，演變成為一個熱議話題。28日上午，浙江文藝出版社決定先行召回該書，待認真評估審議后再作決定。

　　我懷疑很多參與討論的人並不曾讀過馮唐譯作全書。其實，這本譯集原文和譯文加起來也就2萬多字，很快便可讀完。而隻要通讀全書的人，反倒可能感到驚訝：較早質疑該書的微信公眾號“魔法童書會”，怎麼會把這本書比喻成“針對少年人的文化恐怖襲擊”？

　　這個微信公眾號舉了馮唐三首譯詩証明自己所言不虛：兩首詩被其認為“猥瑣”，即“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綿長如舌吻/纖細如詩行”和“有了綠草/大地變得挺騷”﹔另外一首詩被認為是“賣萌”，即“白日將盡/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媽/我會給你新生噠”。若隻看這些詩句，許多人或會認為全書盡是這類惡搞式翻譯。其實不然。全書看下來，類似這種風格的譯作大約也就六七首，肯定不超過十首。《飛鳥集》全書共計326首（一首重復），惡搞式翻譯或僅佔3%以下。

　　其他部分詩歌的翻譯，大多語言精練、用詞精心，體現了譯者的認真思考，還有個別譯作並不遜於鄭振鐸譯文。譯者在翻譯此書時態度尚稱嚴謹，漢語寫作水平更不在話下。在我看來，這本書可算作泰戈爾詩歌的一種譯法。放在當前國內翻譯的總體狀況下加以考察，這部譯作絕對在水平線以上，和那些把蔣介石譯成“常凱申”或大肆篡改原著的下三濫譯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若只是拿這幾首問題譯作來評判馮譯，可謂一葉障目，對譯者有失公允。出版社出於對讀者負責的精神召回該書值得肯定，接下來應認真審閱該書，作出客觀評價，而不能隨意被輿論綁架。

　　但這不是說這部譯作毫無瑕疵，或者譯者的做法沒有任何不妥。馮唐這部譯作的問題在哪裡？就在於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時有種沖動，想騎到著者泰戈爾的頭上。上述幾首問題譯作，就明顯暴露出了馮唐的這種沖動與野心。馮唐本身是個作家，出了好幾部作品，這次應是首次涉足翻譯，加上其為文為人個性十足，故而有此番大膽出格之舉。這一點，從馮唐書后的翻譯感言，也可窺探一二。

　　具體來講，一來他對鄭振鐸譯本並不滿意，認為“總體偏平實”﹔再者是在翻譯過程中，他對原著也有不滿意之處，直言“大師也是人，泰戈爾也不是神”﹔三是在翻譯中，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翻譯觀，就《飛鳥集》而言，他“固執地認為，詩應該押韻”，於翻譯本身來講，他又堅持“翻譯應該更‘有我’一些”。這些看法逐漸讓他產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妄念”，促使他決心跟著感覺走。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人生事貴快意，何況譯詩？”一旦他這麼想，出現上述與原作風格迥然有別的譯文，也就不奇怪了。

　　這樣的翻譯觀，當然是錯誤的。譯作可以多樣，原著隻有一種。無論誰來翻譯，忠實於原著的原則都不容置疑。你盡管可以對鄭譯不滿甚至對原作者不滿，但翻譯就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總想著在他人的原作中加塞，不如自己搞原創去。翻譯允許“有我”，但“有我”不等於目中無作者，更不等於在作者的文學版圖上撒尿留痕，宣示主權。譯無定法，原則卻須堅持。《飛鳥集》是泰戈爾的《飛鳥集》，既不是鄭振鐸也不是馮唐的《飛鳥集》，字句如何翻譯可斟酌，亂改原文不可取。

　　譯事艱難。譯者不僅要耐得住寂寞，還須克制自我，不能喧賓奪主。百余年來，西學東漸，翻譯事業繁盛。翻譯界“祖師爺”嚴復定下的“信、達、雅”三字真經並不過時，但真正能做到者幾何？包括嚴復自己，對待譯事態度嚴謹，“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卻也曾做出“引喻舉例，則多用己意更易”（用自己的創作替換原作的例子）這樣讓今人不以為然的事情。這對有志於翻譯事業的人，也是一個經驗教訓。

　　總而言之，馮唐的自我意識太過於強烈，導致他在翻譯過程中，不時想跳出來為泰戈爾作主、扮演創作者角色，這才留下若干敗筆，導致整部譯作被人誤讀、誤解。如果馮唐不炫技的話，爭議自然不會那麼激烈。至於說這部譯作“少兒不宜”，顯系夸大。如果有人不喜歡馮譯，仍舊推薦鄭振鐸譯本就可以了。

(來源: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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