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政放權收費漲五倍,總理"匪夷所思"警誰?

簡政放權收費漲五倍,總理“匪夷所思”警誰?

背景：2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要求嚴厲查處一些地方在簡政放權中“玩花樣”，“我聽到反映，某個地方本來群眾辦一項手續需要到現場，交100元手續費。現在改革以后，人不用來了，直接發電子郵件，網上辦理，但收費一下從100元漲到了500元。簡直是匪夷所思！”

新京報發表張海英的觀點：《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明確指出，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項目，降低收費標准。但一些地方卻沒嚴格落實改革方案要求，仍秉持著“收費型政府”的慣性，通過亂收費增加財政收入，這無異於頂風違規。簡政放權因觸及“吃拿卡要”的既得利益形成的阻力，必然會以“軟抵制”或明違背的形式體現。在此情境下，有必要細化每一項改革措施，比如涉及收費的項目要堅決控制收費標准。我國反腐、安全生產等領域，都實行了“第一責任人制”，即地方主要黨政領導為“第一責任人”，以鞭策地方黨政“一把手”切實履職。而簡政放權領域，也不妨引進“第一責任人制”。

京華時報發表井橋夕的觀點：就老百姓日常辦事來看，無論辦身份証、戶口簿，還是生老病死的一些証明，在大數據的互聯網時代，成本都不高，該走什麼流程、該花多少錢，很容易評估清楚、公示出來。這方面，如果部門自己不願做，那就需要強制引入第三方評估、民主監督，把賬目算清楚，盡快還老百姓一個公道與信任。再放權，權力總還是有的，這一方面要強調放管結合，不能說沒有甜頭便撂挑子，不再管了。該作為的，仍要強調作為﹔該下放的，不能打半點折扣。劃定行政權力“為”與“不為”的邊界，說難也難，說簡單也簡單，一句話就要通過法治的制約與平衡，從而實現“法無規定不可為”。

小蔣隨想：非稅收入也好，行政事業性收費也罷，收的是否妥當，定價是否合理，群眾常常“不明真相”。李克強總理舉的那個例子中，別說現在收500元了，就是過去收100元也未必“不黑”。行政機關本來就是靠納稅人供養的，拿老百姓的俸祿為人民服務天經地義。要說收費，頂多在“工本費”范圍之內。不過，“工本費”本身也很有學問。收錢的一般都會說“按規定收費”。可規定源自哪裡？有時候，不過是“部門權力化、權力利益化、利益法規化”下的“自定自收”。很多收費關乎民生，卻未見公開核准與聽証。面對行政部門辦事流程繁瑣拖沓，很多群眾覺得公職人員少挑刺、少讓自己跑腿就“阿彌陀佛”了，哪裡還顧得上收費高？“民告官”難，更使很多人不想給自己找麻煩。李克強總理知道某項收費從100元漲到500元，有關方面“整改”了嗎？李克強總理沒聽說的，又會如何？

未實名手機將停，運營商卸責用戶挨罰？

背景：按照工信部要求，9月1日起，購買手機卡時，需出示身份証件並驗証。記者從運營商獲悉，未實名的老客戶應盡快補辦實名登記，未實名的手機卡將按批次停機。

華商報發表陳廣江的觀點：基於傳統業績考核制度，運營商往往一邊喊著打擊“黑卡”，一邊公然銷售“黑卡”或延緩老用戶實名制過程。另外，據新華社調查稱，在電信詐騙案中，電信運營商和銀行也能分一杯羹。總之，利字在作祟。如今，面對“黑卡”數量大、范圍廣、來源多、監管難的尷尬，多部門聯合部署整治“黑卡”行動，讓長期飽受“黑卡”折磨的大眾看到了希望。但不得不說，如果把推廣實名制的希望寄托在“停機”上，恐怕不僅會事倍功半，對用戶來說也不公平。如果運營商總部和地方分公司之間在業績考核問題上達不成一致，基層運營商依舊背負沉重的業績考核，既讓驢拉磨，又不讓驢吃草，“史上最嚴”手機實名制就有被架空的危險。歸根結底，手機實名制能否真正推廣，關鍵取決於運營商是否願意讓利、承擔責任。所以，“停機”不該是推廣手機實名制的“神器”，運營商該承擔什麼責任、相關部門該如何監管、個人信息又該如何保護等才是真正的考驗。

小蔣隨想：近幾年，因為換手機，我曾兩次去移動營業廳換手機卡。按規定，我的非實名制手機卡，需要帶身份証實名認証后，才能換卡。但兩次換卡中，移動營業廳的服務員都沒要我的身份証，當我主動提出是否要實名認証時，對方也說不用。這說明，一些移動公司的服務人員一直沒按照“有關規定”執行。面對“未實名手機卡將按批次停機”，至少我會質疑：是運營商不積極實名認証，憑什麼要我“挨罰”？本來順便就可以完成的實名認証，現在卻要我專門再跑腿，客戶的時間與精力是“零成本”嗎？放到全社會，又將白耗多少社會成本與資源？而且，實名認証並非萬能。銀行卡早就實現了實名制，可電信詐騙案中，騙子還不是拿著別人實名認証的銀行卡收錢？許多電信詐騙案中，一查獲就是幾百張銀行卡，實名制對遏制犯罪效力幾何？如果手機卡實名認証全面實施，垃圾短信與詐騙電話並未明顯減少，移動通訊運營商敢打包票擔責嗎？

小蔣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隻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